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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鄧小平與賀龍神交已久。抗日戰爭時期，賀龍是一二0師師長，鄧小平是一二九師政委。1940年百團大戰后，賀龍所在的晉綏軍區相當困難。中央號召各戰略區支援，劉伯承、鄧小平所在的晉冀魯豫軍區勒緊腰帶，節衣縮食，支援了晉綏軍區不少物資和彈藥。
鄧小平與賀龍的直接交往，是從解放大西南開始的。當劉鄧遵照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出其不意地發起川黔戰役，截斷敵人退往滇緬邊境的道路時，賀龍率領一野十八兵團在陝南頻頻發起攻擊，配合劉鄧的行動。貴陽、重慶解放后，二野三、五兵團和四野五十軍從東西南三面包圍了成都，賀龍率部開始發威，攻劍門關，佔武都（今江油），從北面直赴成都。二野的將士們佔領進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獅子山，已經望見成都的城郭，聞到成都小吃的麻辣香味。鄧小平急電指揮成都戰役的楊勇、杜義德，指出：“一野十八兵團在進軍大西南戰役上功不可沒，應與二野平分秋色﹔二野一兵一卒不能進成都，要讓賀老總帶領十八兵團進成都……”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30日，賀龍率部進成都。
鄧小平提出讓一野十八兵團進駐成都，把榮譽讓給了一野的同志，讓給了賀老總。鄧小平在二野部隊中高度評價南昌起義領導人賀龍的歷史功績，號召廣大干部向賀龍學習。這體現了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私品格，高度重視團結的意識。同時也印証了毛主席對鄧小平協調能力的信任，說他辦事比較厚道，比較顧全大局等等是有根據的。
鄧小平與賀龍在解放大西南是如此，在建設大西南中更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建立了無比深厚的情誼。1950年2月，鄧小平與賀龍在重慶成都兩地，利用市場價值規律，導演了一場平抑物價，與投機商“斗法”的好戲。
1950年春節前后，重慶、成都物價漲風突起。以重慶為例，市場主要商品平均價格較1月份上漲了1.08倍，糧食與棉紗率先沖高，大米較1月份上漲了1.92倍，面粉上漲1.99倍，20支棉紗上漲1.03倍。此次市場物價大幅波動，十分反常。以前重慶市的物價是與上海物價息息相關的，其物價漲幅從未高出上海的物價漲幅，但此次重慶的物價遠遠超過了上海的物價水平。以折實單位相比，2月份上海是6角，而重慶達到8角。成都的物價也大體相當。鄧小平與賀龍通過調查，發現是投機商在背后囤積居奇，再加上國民黨特務從中搗亂，大有擾亂西南市場的趨勢。鄧小平、賀龍決定在成渝兩地打一場“兩白（大米和棉紗）戰爭”。
首先是重慶的“大米戰爭”。大陽溝，時至今日仍然是重慶著名的農貿市場，但在當年，這裡卻是與不法投機分子進行較量的第一線。那時候全重慶名頭最響亮的米販子都匯集在這裡。他們雇人排隊搶購糧店平價出售的糧食，糧商以政府公布的牌價每擔糙米７元購進，又以16元一擔高價轉手拋出，造成市場物價波動，各糧店脫銷，人心浮動，排隊搶購現象越來越多。不法糧商滿以為政府糧庫存糧不多，變本加厲地搶購﹔各面粉廠的廠商也搶購小麥囤積居奇。頓時，糧食市場出現緊張。洞悉這場“大米戰爭”的鄧小平召集重慶市政府和糧食局的負責同志研究對策，他說：“要穩住，不要亂了陣腳。他們漲我們也漲嘛！讓他們漲，到時間叫他們吃不完兜著走。這就好比‘牛已過河了，如拉牛尾巴是回不來的﹔隻有牽牛鼻子，牛才會跟你走。’”他宣布兩項措施：１、由重慶市政府對大陽溝不法糧商泰洪澤、萬金安等，依法進行查處，打擊奸商的囂張氣焰﹔２、政府國營糧店也挂牌米價上調到16元一擔，各區街基層干部出動向群眾作宣傳解釋。不法糧商不知內情利令智昏，趁機大量搶購，囤積等候再漲獲暴利。鄧小平急令川東、川南行署連夜調運大量糧食進重慶。僅十多天的時間，全市糧店統一挂牌：糙米每擔壓降為７元原價，大量供應。這個“先放后收”的良策，使重慶的糧價很快穩定了下來，群眾則拍手稱快，米販子們驚惶失措，賠盡老本，牛角沱富民面粉廠的老板鮮伯良驚嘆說：“這一來，叫我賒了老本。共產黨不僅會打仗，而且還會管理經濟，這麼快把物價穩住，是我們工商界所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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