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務機關在上海創辦的中文《新申報》上刊登一則從南京發出的新聞通訊，題為《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宣稱：“南京市的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陽光照耀著城市西北角的難民區。從死裡逃生的南京難民，現在已經受到皇軍的撫慰。他們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軍入城以前，他們備受中國反日軍隊的壓迫，生病的人沒有醫藥上的幫助，飢餓的人不能夠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無以復加。幸而皇軍現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德國僑民拉貝在日記中對這篇報道憤怒地斥責道：“這篇文章是一個徹頭徹尾、荒謬絕倫的無恥謊言，其造謠手段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日本隨軍記者憑空捏造的南京虛假報道卻符合與迎合了日本當局的政策與需要，因為它可以掩蓋、抵賴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凶殘、丑惡與罪孽深重，可以進一步欺騙中國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這些報道在日本各大小報刊上大登特登，幾乎控制了報紙的全部版面，成為當時日本新聞傳媒的主流輿論。這些虛假報道產生了一定作用，特別是使得廣大日本民眾一直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驚天血案一無所知，一直被蒙在鼓裡。
但是，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不管日方當局如何封鎖，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還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過不同途徑報道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南京進行採訪的西方新聞記者，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的無數戰爭暴行，震驚，痛苦，卻又無能為力。他們隻能以記者的職業本能，立即記錄下這些他們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實，分別在《紐約時報》、《芝加哥每日新聞》、美聯社、路透社等媒體上進行了揭露。隨即英國《每日電訊》、蘇聯《真理報》等也相繼作了報道。
在國外新聞媒體揭露日軍暴行的同時，中國國內的《大公報》、《申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也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報道，僅中共《新華日報》自1938年1月至5月間，報道日軍在南京暴行的新聞就有10余篇。
接著，留駐南京的西方僑民把親眼目睹的暴行詳細而真實地記錄下來，用書信、日記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把這些資料匯編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戰爭意味什麼：日軍在華暴行》），在許多國家出版`。此書的中譯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於1938年7月由漢口民國出版社出版發行，郭沫若為此書寫了序言。他說：“……這兒不僅橫溢著人類的同情，這兒更高漲著正義的呼聲。”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牧師，用一架16毫米的攝影機，冒著生命危險，極其隱秘地將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副總干事費奇把馬吉牧師的膠片從南京秘密帶到上海，並在那裡制作了4部拷貝，一部送給德國外交官羅森，一部送給英國傳教士，一部帶回美國，一部留在中國。它向世界揭露了日軍暴行。這部影片1991年在美國被重新發現，成為留存至今的當年現場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的動態畫面。
南京難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殺幸存者，以自己的血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的日軍暴行，用日記、紀實等形式，向國內外控訴了日軍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淚錄》、蔣公榖的《陷京三月記》、李克痕的《淪京五月記》、范式之的《敵蹂躪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發表、流傳。
在這同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及其助手根據調查資料編寫成《南京戰禍寫真》﹔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根據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資料，編纂成《南京安全區檔案》一書。1938年1月初先后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國家外交使節也向各國政府報告了南京的情況。這些著作，這些報道、書信、報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相，引起了正義輿論對日軍侵華暴行的強烈譴責，也揭穿了日本新聞報道的謊言，宣告了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千方百計封鎖、掩蓋和粉飾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失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