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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相比，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則歷時更長。在審判中，罪犯鬆井石根等人進行了無恥的詭辯，拒不認罪。他竟把日本的侵華戰爭說成是“兄弟之爭”，是“哥哥教訓不聽話的弟弟”，是“愛的戰爭”等。他說：“我總是堅信中日兩國之間的沖突是所謂‘亞洲家庭’兄弟間的爭吵。……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忍耐后痛打其年輕而又桀驁不馴的弟弟一樣。這一行動是使中國恢復理智，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愛。”對於他指揮的南京大屠殺，他則聲稱：“盡管我在南京之戰中小心謹慎，但在當時忙亂的情況下，可能有一些沖動的官兵干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后，對於聽說的士兵的不良行為我感到非常遺憾和難過。攻佔南京時，我正臥病在140英裡外的蘇州，根本不知道士兵違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這些暴行，也沒聽到任何有關的報告。”他攻擊法庭檢察官對他的起訴與証人對他的控訴，說：“我對於起訴方文件中所說的‘南京之戰中的有計劃的屠殺’之說不敢苟同。很顯然，文件中所說的‘關於日軍下令，並放任屠殺的行為’隻能是誹謗。”鬆井石根的這些詭辯與推脫不堪一駁，甚至成為笑料和他新的罪狀。而日方的辯護律師有許多人明確知道歷史真相，因而幾乎沒有做出什麼像樣的辯護。如辯護律師瀧川政次郎，戰時在北平就聽說了南京大屠殺，他在1938年夏到南京時，特地坐黃包車在市區內兜了一圈，時間已過去半年，南京市內依然隨處是被燒毀的民房。黃包車夫告訴他，這都是日本兵燒的。車夫還說，南京市的女人幾乎都被強暴過。所以，日方辯護律師們採取的方式是，放棄對日軍暴行的辯護，而把重點放在作為方面軍最高指揮官的鬆井石根大將應不應該為部下的行為負責、以及負責到何種程度上。日本辯護方提出的物証，是當時由西方僑民設立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寫給日軍的“感謝信”，內容是感謝他們沒有炮擊難民區，以及贈給為難民區運送糧食的日本兵個人的禮物。這幾份証據無法推翻控方提出的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大量証人和証詞。
在審判期間，日本的報紙遵照佔領軍最高司令部（GHQ）的指示，幾乎每天都以當時隻有4個版面的一半左右來報道東京審判。絕大多數日本人是通過這次審判，才知道了那場以天皇制下的軍閥為中心，財閥、官僚、媒體和右翼一起操作的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知道了南京大屠殺，知道了日本侵略軍的殘暴。東京審判允許一般人旁聽。審判開始后，每周一般有1500名日本人和450名盟國人士參加旁聽，而在法庭開始審理南京大屠殺案件時，參加旁聽的日本人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這說明了日本人對該事件的關心程度。從日本人的立場來說，他們很希望能夠推翻檢察方的指控，但事實使很多日本人失望。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兩年多時間開庭審問與調查后，於1948年11月4日，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勃宣讀了長達1218頁的判決書，列數了日本戰犯在南京及在中國和亞洲其它地方犯下的戰爭罪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罪行作出了庄嚴的判決。其中，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判決是：“在佔領后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市內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奸事件……縱火行為持續了六個星期，三分之一的南京因此變成廢墟……在日軍佔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夸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尸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証明了。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尸體大多數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拋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計算在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這一天判決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大郎，以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鬆井石根、武藤章以死刑，於1948年12月22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將他們執行絞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國際法的高度，確認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代表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願，平抑了無數的中國死難者與幸存者的冤憤之氣，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和權威性。它們用法律的形式，將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經嚴格的審判所確認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平民30萬人以上，成為歷史的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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