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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理性精神——實事求是，按原則行事。
范仲淹的獨立精神絕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在我寫瞿秋白的《覓渡，覓渡，渡何處？》一文中曾談到這是一種像鐵軌延伸一樣的堅定。
亞裡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范聽后半晌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說：“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晏殊是他的恩師，入朝的引路人。這件事充分體現了范愛吾師更愛真理的品格。
宋仁宗時，西北強敵西夏不斷侵擾，他被任為前線副帥抗敵。當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帥命令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為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主帥韓琦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嚴詞催促出兵，他反復申訴，自知“不從眾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家大事，豈敢避罪於其間！”結果，上面不聽他的意見，1041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6000人。此后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類似一例就是，900多年后共產黨的粟裕將軍在淮海戰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師渡江，他三次斗膽向中央和毛主席上書，建議戰場擺在江北，終於為毛澤東所接受，這一決策使得解放戰爭提前勝利三年。①
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一般來講，人格上有獨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買。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服從。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准和道德意識。這一點西方比我們好一些，民主革命徹底，封建殘留較少。②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③現在許多人也在變著法媚上。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干什麼？縱觀范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雲亦雲，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這裡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不隨波逐流。那麼以什麼為立身根據呢？以實際情況，以國家利益為根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無私奉獻。陳雲同志講：“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羈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偽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獻盡，唯命是從。上發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搏領導一喜。這種對上為奴、對下為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我每次讀《岳陽樓記》就會立即聯想到周圍的現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對獨立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三是犧牲精神——為官不滑，為人不私。
“不以己悲”就是拋卻個人利益，敢於犧牲，不患得患失。
怎樣處理公與私關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准。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准是隻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兩例。
1038年宋西北的西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范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經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就任。范說，形勢危機，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並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西夏界的孤城——大順城。④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西夏軍中傳說著，現在帶兵的這個范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范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系，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証。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值好水川一役大敗之后，形勢危機。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范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干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於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范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范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某些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在慶歷四年（1044年）貶到了岳陽，才有后來《岳陽樓記》這一段佳話。如果沒有當年范對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學史都將缺少精彩的一筆。可知范后來為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他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任何革命的、進步的團體和事業，都是以肝膽相照的人格精神為基礎凝聚力量，團結隊伍的。不要奸猾，隻要忠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制造了“61人叛徒集團”，誣劉少奇為內奸、叛徒。周恩來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澤東：“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紅衛兵要揪斗陳毅，周站在大會堂門口厲聲說：“你們要揪，就從我身上踩過去。”而康生對借“伍豪事件”整周恩來卻裝聾作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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