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憂政
忠臣總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為國家辦大事﹔奸臣總是耍盡手段投君所好，為君辦私事。范仲淹一生心憂天下，總是在和政治腐敗，特別是吏治腐敗作斗爭，並進行了中國封建社會成熟期的第一場大改革——“慶歷新政”。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隻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歷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
這次，范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這次主要針對的是干部制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台官”之責了。
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篡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后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大約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80年，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系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拼命擴大關系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范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系網繪了一張“百官圖”。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面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不為國盡忠，反廣開后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干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麼效率，朝廷還有什麼威信，百姓怎麼會擁護我們。范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決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痒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1035年三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又隻有一年多一點。這是他第一次試圖碰一碰腐敗的吏治。
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范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干部問題說三道四了。范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隻有一個叫王質的人扶病載酒而來，他舉杯道：“范君堅守自己的立場，此行比之前兩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經前后‘三光’了。你看，來送行人也越來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請准備一隻整羊，祭祀我吧。”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從京城開封出來到饒州要經過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上竟無一人出門接待范仲淹。他對這些都不介意，到饒州任后吟詩道：“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洒過禪師”。“瀟洒過禪師”，這是無奈地自我解嘲，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翻讀中國歷史，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者的自嘲之聲。柳永屢試不中，就去為歌女寫歌詞，說自己是“奉旨填詞”﹔林則徐被謫貶新疆，說是“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辛棄疾被免職閑居，說是“君恩重，且教種芙蓉”。現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讓你到湖邊去休息！饒州在鄱陽湖邊，風高浪大，范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復發。不久，那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州（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他想起楚國被流放的屈原，漢代被放逐的賈誼，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他說：“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情既齟齬，詞乃睽戾……天下指之為狂士。”范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來回調動已不下20次。他想，看來這一生他隻有在人們討嫌的目光中度過了。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閑。就像周恩來雖多次遭毛澤東的批評，寫檢討，甚至被迫准備辭職，但救火的時候還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這樣，自1036年被貶外地4年后，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線指揮抗戰。1043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慶歷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將他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范主持改革，史稱“慶歷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說過，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就是因為上了一個“百官圖”，揭露吏治的腐敗。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
他說，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現在無論功過，不問好壞，文官三年一升，武將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個憂國憂民，“思興利去害而有為”的，“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你看“國虛”、“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現在我們讀這篇《條陳》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種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
他條陳的第二條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襲為官。就是說不能靠出身好當官。現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薦子弟當官，“每歲奏薦，積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銓曹（官署），與孤寒爭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這種排斥人才的門閥觀念和世襲制度。
他條陳的第三條是貢舉選人，第四條是選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系其人”。第五條是公田養廉。十條倒有五條有關吏治。后面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我們聽著這些連珠炮似的言詞和條分縷析般的陳述，仿佛看到了一個痛心疾首、淚流滿面的臣子，上憂其君，下憂其民，恨不得國家一夜之間扭轉乾坤，來一個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澤東認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治國先治吏，歷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不管是憂君、憂國、憂民，最后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
“慶歷新政”之初，仁宗皇帝對范仲淹還是很信任的，改革的決心也很大。仁宗甚至讓他搬到自己的殿旁辦公。范仲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仁宗即刻批准。這是一段君臣難得的合作蜜月。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幾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於新政首先對腐敗的干部制度開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有強大的阻力。他的朋友歐陽修就最擔心這一點，專門向仁宗上書，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並能保護他，不要聽信讒言。“凡小人怨怒，仲淹當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但是皇帝在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面前漸漸開始動搖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無法“自以身當”，終於在朝中難以立足。慶歷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囊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慶歷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徹底失敗，范仲淹被調出京到邠州（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這之后就再也沒有回中央工作。
慶歷六年（1046年），范仲淹因肺病不堪北地的風寒，要求調鄧州（今河南南陽），這年他已58歲。生命已進入最后6年的倒計時。他自27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四起四落，已31年。自慶歷改革失敗后，他已沒有重回中央的打算。現在他可以靜靜地回顧一生的閱歷，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從岳陽送來一信，並一圖，畫得新落成的岳陽樓，希望他能為之寫一篇記。這滕子京與他是同年進士，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線共過事，是慶歷新政的積極推行者。滕的一生也很坎坷，他敢作敢為，總想干一番事，卻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那一次在西北遭人陷害，虧得范力保，雖沒有下獄卻被貶岳陽，但仍懷憂國之心，才兩年就政績顯著，又重修名樓。范仲淹看罷信，將圖挂在堂前，隻見一樓高聳，萬頃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風沙，東海的波濤，朝中的爭斗，飢民的眼淚，金戈鐵馬，閣中書卷，狄仁杰的祠堂，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詔親見，忽而揮袖逐他出京，還有妻子牽衣滴淚的阻勸，長子隨他在西北前線的沖殺……一起浮到眼前。他心中萬分激動，喊一聲：“研墨！”挑燈對圖，凝神靜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陽樓記》就如珠落玉盤，風舒岫雲，標新立異，墨透紙背。他把自己奮斗一生的做人標准和政治理想提煉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啟后人。文章熔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於一爐，用純青的火候為我們鑄煉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銅鏡。文章說是寫岳陽樓，實在是寫他自己的一生。現在我們來看一下范仲淹怎樣寫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