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目標
施谷蘭在手稿中寫道，她要親手刺殺孫傳芳，當時面臨著三個重要問題：一是怎樣接近孫傳芳﹔二是從哪裡得到一支得心應手的槍﹔三是母親的安全問題和兩個孩子日后的撫養問題。
后兩個問題，對施谷蘭來說相對容易解決。
當時想要買一把手槍，隻要有錢就可以從日本租界的洋行裡買到，“只是一個女人去買手槍，可能惹出麻煩，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施谷蘭並沒有沖動行事。
正在為手槍之事發愁時，老天又幫了她一回。事有湊巧，施谷蘭的八弟施則凡在南京讀書，他有個同學叫朱其平，1934年這位同學路過天津，曾將他在南京軍政部買的一支嶄新的勃朗寧手槍和兩盒子彈寄放在施谷蘭家裡。
事前我並不知道，有一天十弟偶爾拿出這支手槍同我開玩笑，我看到這支手槍如獲至寶，以后我就用這支手槍打死了孫傳芳。事后，這支手槍當然被法院沒收了，八弟施則凡還賠償了朱其平槍彈費50多元。這就是這支槍來源的真實情況。
施谷蘭之所以在手稿中特別強調了這支手槍的來歷，是因為在此之前，曾有言論說施谷蘭是戴笠的“座上賓”，刺殺孫傳芳的事情曾得到中統和軍統的幫助，甚至還有人說施谷蘭為此得了一筆款子。
對此，施谷蘭在手稿的一開始就明確否認。
“奶奶刺殺孫傳芳的事情，從頭到尾都是自己獨立策劃的，和各方勢力都沒有任何關系。錢和武器都是自己籌備的。”施朝也確信無疑地說。
施谷蘭牽腸挂肚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家人的安置問題。
關於母親的安全問題，我考慮到兩個小弟都在日本讀書，妹妹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則凡弟弟在南京工作，我如果在刺殺孫傳芳的現場被人打死，家裡就剩下母親一個人，帶著我那兩個孩子。老人擔不了這個驚嚇。我決心到南京去一趟，同則凡弟弟商量商量，並且讓他在必要的時候把娘接到南京去。
“大姑的母親並不知道報仇的具體計劃是什麼，為了不讓她著急，大姑也一直瞞著她。但是弟弟妹妹們年齡大一點的，是知道大姑的計劃的，他們也都出謀獻策。”沈渝麗說。
到了南京以后，她的弟弟施則凡聽了姐姐的復仇計劃后，表示報仇的事情應該由他這個男孩子來完成。
施谷蘭不同意他的想法說：“父仇非報不可，中良哥（施谷蘭的胞兄，體弱、性懦）既無報仇之心，這報仇的責任應該輪到我。如果我沒有殺死孫傳芳而犧牲了，那麼這個報仇的責任就要落到你的身上。”
施則凡終於同意了施谷蘭的計劃。他們相約好，見到施谷蘭的信，施則凡就速來天津把老母親接到南京去。
剩下就是兩個兒子的撫養問題。
施谷蘭在遺囑中寫道，如果她自己出事，孩子們交給妹妹施紉蘭撫養。
家人已安置好，槍支彈藥也已到位，就差最難的那個問題：如何接近孫傳芳。
好在，施谷蘭已經在孫傳芳的女兒孫家敏這裡找到了切口。
在耀華中學附小開學典禮的那天，她把大兒子打扮得整整齊齊，帶著他到了學校。
孩子在禮堂門口張望著，看見拐進來一輛挂著藍色車篷的汽車，趕忙告訴母親，那就是孫家敏常坐的車。
汽車直接開到了禮堂門前，一個中年婦女拉著孫家敏的手走了出來。看裝扮，施谷蘭判斷那是孫家的保姆。
兒子高興地喊著孫家敏的名字跑了過去，施谷蘭趁這個機會迎上幾步，看清楚了車身上挂著的汽車號碼牌——1039。
開大會的時候，施谷蘭有意坐在孫家敏身邊的座位上。從孫家敏口中她得知，孫傳芳夫婦最愛看電影和聽戲，周六晚上經常帶她一塊兒去。
在這以后的一段時間裡，天津的各大戲院門口經常能見到施谷蘭衣著華麗的身影。
她幾乎是場場不漏，卻每次都不到終場就退出戲院，在門口踱步，或者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車群裡來回走動。
“那時候富人家看戲，往往是隨來隨走，一不小心就會漏過。大姑是報仇心切，不顧疲勞，經常守候到夜半時分，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沈渝麗說。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施谷蘭在那一年的中秋節見到了自己的殺父仇人。
中秋節那天，我發現1039號汽車停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的門口。電影散場的時候，我看到孫家敏從樓上下來，我跟著她一同走出了大門，看到一對男女帶著孫家敏上了汽車，我才意識到那個男的就是孫傳芳。他戴著黑墨鏡，我狠狠地看了他幾眼。
施谷蘭這樣回憶她第一次見到孫傳芳的情景。
雖然只是看到了孫傳芳，這次近距離的接觸仍然讓施谷蘭徹夜失眠。她寫下了一聯五言對偶句：翹首望明月，拔劍向青天。
隨后，她蘸足墨，在“劍”和“翹”字下重重點了兩個點。
從此以后，施谷蘭改名施劍翹。她把兩個兒子大利和二利的名字分別改為“僉刃”和“羽堯”，兩個孩子的名字合起來，正好是她的名字“劍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