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准備
仇人終於見到了，接下來就要籌劃如何接近和下手。
施劍翹到孫傳芳居住的英租界20號路去過很多次，但是他們家的院牆特別高，還安裝著電網。兩扇大鐵門經常緊緊地關著，簡直如銅牆鐵壁一般。
“怎樣才能進去？我曾經幻想著到他們家當佣人，或者是家庭教師，或者在他們的門口縫縫破爛，擺個攤兒賣點東西，以圖慢慢接近，但是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實現。”
后來，施劍翹又打聽到8月17日是孫傳芳的岳母做八十大壽，她本來想混進去動手，又考慮到人多混雜，開起槍來很有可能會誤傷別人。
萬一一槍打不死孫傳芳，我反而白白犧牲，同時在租界地打死人又怕給國家帶來災難。當時手槍也有了，老人孩子也安排好了，就是沒法下手，當時是我最著急、苦悶的一個階段。
大雁南飛，樹葉飄零，轉眼到了1935年的冬天。施劍翹的復仇計劃，仍然停滯不前。
1935年農歷9月17日，是她的父親遇難十周年的忌日。從早上起來，施劍翹就覺得胸中像壓著一塊磨盤一樣憋悶。她背著母親，備了些紙錢，獨自一個人去了日租界的觀音寺為父親燒紙念經。
當時寺廟裡冷冷清清的，香客寥寥無幾。施劍翹跪在墊子上，伴著和尚們咿咿呀呀的念經聲，把一串串紙錢投進火盆裡，投著投著她就失聲痛哭起來。
也許是我當時哭得太痛了，當家和尚下樓來勸我，無意中跟他說，燒紙念經不過是盡子女的一點心意罷了，其實這不都是迷信麼？和尚很不以為然地說，如果是迷信的話，也不會傳了幾千年。到現在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嗎？
“孫傳芳”三個字霹靂一樣擊中了施劍翹，她馬上就停止了哭泣，趕忙向和尚問了個詳細。
通過這個不明就裡的和尚的介紹，施劍翹了解到靳雲鵬和孫傳芳都是東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靳雲鵬是林長，孫傳芳是理事長。
這之后，施劍翹心思縝密地對這個消息進行了核實。恰好，第二天她就在廣播中聽到：“孫理事長晚上7點鐘在法租界仁昌廣播電台講經。”施劍翹如時趕到了廣播電台的門外，果然1039號汽車停在那裡。播音完畢以后，孫傳芳從電台出來，還帶著一個衛士。
這一下，施劍翹確信無疑，孫傳芳的確是居士林的理事長。下一步，就是如何接近孫傳芳尋找行刺的機會了。
很快，施劍翹就在居士林遇到了一位姓張的女居士，她很熱心地向施劍翹介紹了居士林的情況，並邀請她入林。
施劍翹自然很痛快地答應了，並用“董慧”的名字入林。居士林還發給她一個林友証章，此后施劍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出居士林了。
一天，居士林從南方請來一個法師講經，大殿的佛龕前放了一個巨大的供桌，講經的和尚坐在中間，桌子的兩邊放著兩把太師椅。施劍翹打聽后得知，一個是林長靳雲鵬的座位，另外一個就是理事長孫傳芳的座位。
那一天孫傳芳如期而來，但台下的施劍翹並沒有動手，她在對刺殺計劃進行著最后的完善，並等待著一個萬無一失的機會。
那天孫傳芳也來了，沒有戴黑墨鏡，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身材不高，兩個三角眼，從面部上看是一個很凶的人。當時我注意了開槍的方向怎樣才方便，同時不至於傷了別人。
后來施劍翹發現，每個星期三，孫傳芳都必然會到居士林來，在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后，她決定動手了。
在這之前，她先提筆給在南京的施則凡寫信，讓他來天津把母親接走。
最后的時刻就要到了，施劍翹在天津與堂弟施中達和大弟弟施則凡把所有的刺殺細節和准備工作又重新梳理了一遍，以保証萬無一失。
三人經過商量以后，又補充了三個細節：
其一是准備一份告國人書和印刷十幾張傳單，打死孫傳芳后在現場散發，將施劍翹親手殺死孫傳芳為父報仇這一事實告知國人，以免施劍翹萬一當時被人打死，施家為父報仇這一目的事后被人隱瞞。
其二是為了不牽連朱其平，關於槍支的來源可以說是從太原一個退伍軍人手裡買的。
其三是做一件合身的大衣，便於攜帶手槍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的樣式要便於取出手槍，以免臨時誤事。
最后，大家經過商議，預定在1935年11月13日動手，在動手之前，施中達要離開天津到北京去，以免被牽連。
這個計劃幾乎可以說是十分周密、天衣無縫了。商量好后，施劍翹把施則凡和母親一起送到火車站。
在候車室裡，我看到母親蒼白的頭發，蓬鬆在帽子外面，心裡非常難過。想這次可能就是母女的永別了。
把母親送走后，施劍翹馬上收起眼淚，快速辦妥了計劃中的所有事情。
寫好了告國人書、幾封遺囑，又用4元錢買了一架小油印機，印了60多張傳單。
傳單的一面寫的是施劍翹為報父仇作的兩首詩，另一面是一個簡短的聲明，一共四條：
第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第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第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第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署名處6個大字“報仇女施劍翹”，每一張的名字上面，都蓋上了她的大拇指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