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渠的紅旗
1960年11月，紅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剛剛展開，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實行“百日休整”，紅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躍進、浮夸風的惡果繼續蔓延著，持續的自然災害雪上加霜，逼迫著全中國勒緊褲帶，基本建設項目已經全線“下馬”。
中央有令，林縣不得不遵從，但並沒有完全執行：絕大部分民工回生產隊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壯勞力，組成青年突擊隊，繼續開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長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為當時糧食緊張，停止工程建設，全力保証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時我們還有2000萬斤儲備糧，夠吃兩年的。中央指示要執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業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鑿很長時間。留些人先啃下這塊硬骨頭，等形勢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楊貴說。
他告訴記者，在三年困難時期，紅旗渠的建設沒有中斷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拿出了1000萬斤糧食支援災區。
開鑿青年洞時，上級經常派人下來檢查。施工青年們在路邊安置了觀察哨，一旦發現有小車經過，立刻揮動紅旗，示意洞內的人停止施工。等車走遠后，又繼續干。
這樣暗度陳倉的“小把戲”給林縣惹了麻煩。
1961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新鄉糾正“大躍進”造成的“左”的偏差，一聽林縣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非常生氣。林縣組織部部長路加林正在新鄉開會，不但不認錯還直言譚震林偏聽偏信。一怒之下，譚震林指示新鄉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職，隨后召楊貴到新鄉開會，准備把林縣樹成反面典型。
到了會場，楊貴先接到了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的紙條：“爭取早發言，深刻檢查，爭取主動。”
楊貴知道，這是史向生在保護自己。這位省委領導一直盡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著紅旗渠建設。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難的時候，史向生還曾登上懸崖絕壁上的施工現場，慰問青年突擊隊。
但是楊貴沒有做檢查，而是情緒激動地講起了林縣的干旱，講起了55萬林縣人為修建紅旗渠的拼搏……
譚震林沒有表態，會后馬上派出調查組到林縣了解情況。這之后，譚震林成了紅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職務得到恢復，紅旗渠建設又得以大張旗鼓進行了。1963年，紅旗渠還被納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全憑自力更生進行了4年的紅旗渠建設，有了來自國家的支持。
多少年過去，楊貴對譚震林始終滿懷敬意：“譚副總理了解了林縣的真實情況后，對紅旗渠建設一直關心支持。后來‘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譚副總理還竭力保護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艱險的71公裡紅旗渠總干渠全線竣工通水。水進了林縣，馬上顯示出效益。這一年，林縣糧食平均畝產達到423斤，成為河南省第一個畝產超過400斤的縣。
紅旗渠建設並沒有就此結束。濁漳河的水到了墳頭嶺，林縣又將其一分為三，修了三條干渠。墳頭嶺由此改稱分水嶺。
這之后，還有59條支渠，416條斗渠，林縣人要在自己的家鄉織一張水網，滋潤每一個角落。
正當林縣准備一鼓作氣建設配套工程時，疾風驟雨的“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誣蔑紅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楊貴也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著楊貴修成紅旗渠的林縣群眾心裡雪亮，他們給關押期間的楊貴兜裡塞雞蛋，往他懷裡揣烙餅，最后干脆把他從關押地偷出來，送到山西，后又輾轉送往北京。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恩來反映楊貴的情況，周恩來保護了楊貴。
1967年，楊貴回到林縣，任革委會主任。他沒干別的，還是接著修渠。
1969年7月6日，歷經10年，總長1500公裡的紅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縣人用自己的雙手，戰天斗地，徹底改變了干旱缺水的命運。
修建人工渠，人們常用開挖土方數來說明工程量，但在紅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這樣一組數字：削平山頭1250個，鑽隧洞211個，架設渡槽152座……
紅旗渠完工后100天，楊貴調任洛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開始組織黑材料，聲稱要砍掉紅旗渠的紅旗。周恩來得知這個情況后，措辭嚴厲地進行了批評，明確提出：“紅旗渠的紅旗不能砍。”
這面紅旗是砍不掉的。紅旗渠已經成了鐫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豐碑，留下一種紅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
修渠時，林縣人靠著這股精神排除萬難，一往無前﹔渠成后，紅旗渠激勵著中國人的精神，給人力量，催人奮進。
四十多年過去，紅旗渠汩汩流淌，依舊是林縣最主要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紅旗渠還是一種象征和標志。在這裡，人們的日常所用，從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區，處處可見紅旗渠的品牌。
紅旗渠修成之后，楊貴的命運在“文革”中風雨飄搖。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楊貴被調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農業部任職，1995年離休。
離休后的楊貴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個全北京獨一無二的個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來，我就存起來，可以澆花。”楊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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