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不一樣的地方

1910 年秋，17 歲的毛澤東走出韶山沖，先入湘鄉繼入長沙后入北京，紛繁多變的世界給予他極大的感官和精神的刺激。他信過康有為、梁啟超，信過孫中山，最后又信過陳獨秀，成為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對政治有著一種莫名的沖動，這在他寫的《民眾的大聯合》中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文章說：“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這種社會的擔當，這種歷史的責任，這種年輕人一往無前的霸氣，已是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在他參與發起的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運動中，他已成為風雲人物，報刊上頻頻出現他的姓名，社會各界已將關注的焦點集中於他。此時的他還沒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對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1920 年夏，他在上海與陳獨秀相會，陳所談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話，使他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不久，陳獨秀在相約各地共產主義者創建共產黨時，毛澤東成為湖南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王明在16 歲那年，考入設在六安縣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錢杏村也就是阿英是他的國文教員。1924 年夏，王明考入國立武昌商科大學。時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到處都洋溢著“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高潮，他亦為潮流所激蕩，成為商大的積極分子。正是在商大，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使思想理念和政治信仰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用他的話說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耳目為之一新，思想為之一變”。

1925 年10 月，王明在商大加入中國共產黨。11 月，王明等60 余人，由上海啟程來到蘇聯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學習。時勢造英雄，盡管王明在商大的政治活動比較活躍，但是如果沒有去蘇聯的四年留學生活，他的政治命運決然不會那麼的富有色彩。

出國留學最大的困難，莫過於語言交流。聰明刻苦的王明，很快就能說會寫俄文。也就在此時，王明被中大副校長米夫所看中，米夫隻比王明大3 歲，是個少年得志的布爾什維克，這個人是王明一生中所遇到的“貴人”。米夫教授的是列寧主義課程，主要宣講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米夫是個不重實際的人，講課時很少聯系實際，從概念到概念，一堂課下來，也不知教授了多少政治名詞術語，而這又正中死記硬背的王明的下懷。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俄語，在課堂上爭先恐后的舉手發言，就這樣引起米夫的重視和青睞。

1927 年1 月，米夫以聯共宣傳家代表團團長身份來華，王明作為米夫的翻譯，由海參崴乘船，於3 月到達廣州。回國期間，王明除充當翻譯角色外，還幫助米夫作一些具體的工作。當時，共產國際六大通過了一個綱領，其中的精髓是：“保衛蘇聯已成為目前各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

王明多少也有些倚洋人而自重，據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宋侃夫說：“王明這時活動多，到處講話，做報告。”內容多與保衛蘇聯有關。他還在《向導》發表文章，闡發共產國際綱領，提出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他把當時中蘇兩國斷絕外交關系，看作是“武裝進攻的第一個信號”，並指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國民眾注意﹔因為它直接關聯著世界革命的命運”。這個觀點成為困擾他的終生心結，他為此而擔驚受怕，為此而嘔心瀝血，這是他政治崛起的起始點和立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