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不一樣的地方

昔日被人欺的“泥腿子”，如今在鄉村也挺直了腰杆說話，農民正以“暴風驟雨，迅猛異常”之勢，“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幾乎一邊倒的農民運動“糟得很”的責難聲中，惟有毛澤東看到了農民運動的遠景希望，大聲疾呼農民運動“好得很”。針對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中國共產黨相繼發動了武裝起義。這些起義包括南昌起義，為維護與國民黨左派的關系，打的都還是國民黨的旗幟。在運籌秋收暴動時，毛澤東響亮地提出：“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隻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毛澤東成功地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頂著中央要求攻打長沙的壓力，帶領起義軍“退往湘南”。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十分弱小，革命處於劣勢，為求生存和發展，斷然不能前往城市，惟有農村惟有兩省或數省交界的山區，才是發展革命壯大軍隊建立根據地的最佳去處。歷史証明毛澤東獨具慧眼，如果當年不是向湘南退卻，向井岡山進軍，哪有后來的朱、毛會師，哪有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當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與國民黨進行殊死武裝斗爭時，王明作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生，也完成學業畢業了。他成了米夫的忠實幫手，而為了在中山大學脫穎而出，更是受蘇共黨內斗爭的影響，挺槊而出，左擊右刺，制造了好幾起冤案，后來又把斗爭的矛頭直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指在黨內有一定威信的瞿秋白、俞秀鬆等，以此顯示自己更加布爾什維克，難怪中山大學的“多數同志稱陳紹禹（王明的原姓名，作者注）等是‘米夫的走狗，隻知當翻譯，拿高薪’，借著米夫的勢力，專門做小報告，打擊同學。”

王明還寫了多篇文章，鼓吹城市暴動，認為“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全中國大暴動”和“全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總勝利”即將實現。文章的理論基礎和語言風格完全蘇俄化，一個以蘇俄模式為樣板的中共未來領導人，在蘇聯產生了。1929年3 月，他奉命回到中國上海。在震驚中外的中東路事件中，王明借批判陳獨秀之機，又把蘇聯擺到高於中國的位置，提出武裝保護蘇聯的口號。他奉蘇聯為世界革命聖地，保衛蘇聯就是保衛世界革命，保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就保衛了本國的革命。蘇聯模式和城市中心，佔據了他整個大腦，成為他至死都沒有放棄的“真理”。

1931 年1 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包辦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硬是扶持王明上台，壓制不同意見，使王明一步一層天，由中央委員到政治局委員，再成為政治局常委，從而實際掌握中共中央實權達4 年之久。正是此時，毛澤東運交華蓋，一直受到臨時中央局的排擠，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並開展實際針對毛澤東的“羅明路線”的批判。毛澤東在30 多年后與外國朋友還談起這段“走麥城”的經歷，他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