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不一樣的地方

對美關系的分歧

1938 年七八月間，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國，帶回共產國際的新指示，肯定了朱、毛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正是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重大命題。

會議結束的那天，毛澤東為會議再作結論報告，他說：“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六中全會對王明採取了溫和式的批評，毛澤東根據王明“完全同意各報告”的態度，指出：“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王明則口服心不服，對毛澤東在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一直持抵觸情緒。王明的“完全同意”，其實是敷衍過關，他仍然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隻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好的。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

毛澤東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適時地改變了對美方針，有著與美國結成反日統一戰線的良好期待。美國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戰場上的突出作用，也開始重視對中共的工作。1944 年7 月，美國政府派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中共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毛澤東將之稱為中共“外交的工作開始”。他親自為《解放日報》修改社論，稱美軍觀察組為“戰友們”，指出美軍觀察組到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大興奮的一件大事”。希望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會增進中美兩大盟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后戰勝日寇的過程”。

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回憶：“我們剛一到延安，毛澤東就在一天夜晚的聯歡會上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們，當然，你們也想更多地了解我們。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后來，在棗園，毛澤東曾與我進行過長談。他直率地向我談起我們之間的關系，同時詳盡地向我解釋了中共的政策，解釋了他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並展望了戰后形勢的發展。我強烈地感覺到，他為了進行中國的建設，確實希望同美國進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

這些信息很快便傳至美國白宮。1944年11月，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會談，協調國共關系。會談結束后，毛澤東應赫爾利的請求，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深願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王明對此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認識，說毛澤東走得太遠了，已經背離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筆者不妨將他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敘述，摘錄如下，讓讀者去細細品味他與毛澤東的區別之所在，他說：1944 年8 月，毛澤東在和美國駐華使館二秘約翰·謝偉思談話時說，“我們不等待俄國的援助……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合作”。當時他甚至對美國記者格·福爾曼說，“我們並不追求蘇維埃俄國那種社會政治模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寧肯這樣認為：我們所做的無非是林肯在國內革命時期為之奮斗的事情，這就是解放奴隸……。”

1945 年4 月，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宣稱，“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為新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他肯定，“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其他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他堅決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旦勝利，就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確觀點。

王明還說在國共內戰爆發時，毛澤東就“幻想由美國迫使蔣介石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首、有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團體參加的‘聯合政府’”﹔批評“打倒蔣介石”的口號，為什麼遲遲在1948年的“五一口號”才提出﹔解放戰爭時，毛澤東“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不向美軍開一槍一炮。政治上他沿襲‘門戶開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國合作。”朝鮮戰爭時，毛澤東猶豫一旦中國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出兵后，當得知杜魯門嚴禁麥克阿瑟下令轟炸中國東北時，毛澤東又懊悔中國不該出兵，尋求盡快地“結束戰爭”，以“逐步恢復中美友誼”。

由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是個“親美狂”。為進一步論証毛澤東與美國的關系，他甚至說：“1964 年和1965 年白宮先后把斯諾、李宗仁派往中國與毛澤東密切接觸。”並說：“不言而喻，毛澤東和斯諾這樣的老朋友無疑反復討論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備和如何開展等問題，盡管斯諾沒有寫過與此有關的報道。”

凡是沒有偏見的人都有目共睹，毛澤東在處理中美關系時的高瞻遠矚，因勢利導和遠見卓識。王明則帶著有色眼鏡，固守一成不變的東西方冷戰思維，甚至憧憬著“使中國返回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凡是與之相違，則都是“反對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王明所不能容忍的，這也難怪，因為在他70 年的生命中，竟有最為關鍵的30 年是在蘇聯度過的，他的思維乃至語言都與蘇聯融為一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