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不一樣的地方

獨立自主的分歧

1935 年7 月，共產國際七大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統一戰線。根據這個精神，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8 月1 日在巴黎的《救國報》發表，通稱為《八一宣言》。這是他在抗戰中最為炫目的亮點，他也以此而常常炫耀。他的問題是又由對國民黨的全面排斥改為一切服從，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基礎已經有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過程已經開始”，“中國正在成為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國家”。

與之相比，毛澤東早就看清蔣介石的用心，即讓紅軍大批地開赴華北前線，借助日軍精銳消滅紅軍。所以，他一再堅持紅軍是“獨立自主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根據這個精神，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堅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

洛川會議后，王明銜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之命回國。行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意接見了王明，讓他作為“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回國“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斯大林之所以派王明回國，是擔心中共獨立自主的原則，會得罪蔣介石，從而失去蘇聯的東面屏障，招致蘇聯受到兩面夾擊的危境，說穿了，斯大林擔心蘇聯的國家利益會受到威脅。回延安不到一個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議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他作主題報告，聲稱所傳達的都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批評洛川會議的方針，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些明顯與洛川會議相抵觸的意見使與會者犯起迷惑，可因他有“尚方寶劍”，與會者大多採取了贊同的態度。

彭德懷感到為難的是，“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彭德懷自己也糊涂了，“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 更使彭德懷感到困惑的是，會議結束后如何傳達貫徹，實在沒有辦法，隻得在傳達貫徹時說：“毛主席是怎麼講，王明又是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証明吧。”

高級指揮員如彭德懷都如此困惑，更不用說其他指戰員了，而十二月會議所造成后果，也正如彭德懷所說：“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