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明不一樣的地方

十二月會議后，王明來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他雖在該會佔了上風，可會議畢竟沒有形成決議，所以，到武漢后他未經中央允許擅自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片面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忽視兩黨抗戰路線的區別，並

在中共中央已經公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后又提出新的六大綱領，其實質內容是“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蔣介石看到了王明的價值，更賞識他關於國共合作的一些講話。在王明來延安時，蔣介石一再希望王明“來（武）漢相助”，共同商量解決兩黨關系的問題。在國民黨、蔣介石喊叫“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時，1938 年2 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卻附和這種聲音，指出在軍事上要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

毛澤東看到了王明的問題，在決定王明是否還去武漢時，明確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上，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漢去。” 中央也作了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可是，王明根本沒有執行這一決定，一直到六屆六中全會且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 才姍姍回到延安。

他自己也直言不諱：“ 不願留在延安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延安有個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總要受之約束。他在武漢可以避開延安，況且他的共產國際身份，在此可以充分展現其能量。

1938 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講演，這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 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刊登此文，王明借口文章太長不予刊登。

中央又致電長江局，讓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理不睬，就是不同意刊登，至於為什麼，王明直到晚年才透露其心機，他說：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則借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毛澤東有意回避，盡量忍讓，卻使王明產生錯覺，以為他的欽差大臣的地位本該如此，更是將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凡事都是不請示匯報，先斬后奏，客觀上已與中央鬧獨立性。這些被早已賦閑的共產國際前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和很多人都把長江局稱作“第二政治局”，並說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連張國燾也說王明“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