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關於毛澤東文風的鮮明特點

　　第三個特點是知識淵博，即有學者式的積累——用典豐富，文庫史海，隨手拈來。

　　領袖又應該是學問家。他要懂社會規律，要知道它過去的軌跡，要用這些知識改造社會、管理社會，引導社會前行。政治領袖起碼是一個愛讀書、多讀書、通歷史、懂哲學、愛文學的人。因為文學不只是藝術，還是人學、社會學。毛澤東熟悉中國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隨手拈來，十分貼切，借過去說明現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種情況：

　　一是直接從典籍中找根據，証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說的“引經據典”中的“引經”。比如，他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宏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借經典事例來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有時用史料，有時用文學故事，就是常說的“引經據典”中的“據典”。如他借東周列國的故事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戰犯不除，國無寧日。”借李密的《陳情表》說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隻好挾起皮包走路。”

　　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說給中國的老百姓或中低層干部聽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閉幕詞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例如，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用《水滸傳》故事來闡述戰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氣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做智慧化身，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會兒比做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雲集，歡聲笑語，毫無理論的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於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1949年新年到來之際，解放戰爭眼看就要勝利，蔣介石又要搞假和談。他立即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了一個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個伊索寓言典故：

　　這裡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並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三是用典來“起興”，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橫生。“起興”是詩歌，特別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開花紅姣姣，香香人材長得好。玉米開花半中腰，王貴早把香香看中了。”現在，手機上調侃的段子也常用這種形式。如“曾經滄海難為水，大鍋蘿卜燉豬腿﹔在天要做比翼鳥，相約今天吃蝦餃﹔君問歸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盤雞”，都很幽默。

　　毛澤東懂文學，愛詩，寫詩，知道怎樣讓文章更美一些。他這時用典並不直接為“証理”，或者並不主要是“証理”，而是借典“起興”，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種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陝北公學(即后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這裡從“法寶”的字面引出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