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原因是不脫離革命實踐。
他的文章是用血與火寫成的,是中國革命的寫照。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凡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經歷的大事,毛澤東的文章中幾乎都寫到了。如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次內戰時期的根據地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對日斗爭(《論持久戰》),解放戰爭時期推翻蔣家王朝的斗爭(《將革命進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專門文章。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從建黨到建國,他參與了中國革命的全過程,這是一個最波瀾壯闊的時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馬恩那樣是純理論,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那樣還不脫文人相,他深入到軍事、政治活動中又與工農更密切地接觸。這既豐富了他的思想,也豐富了他的語言。
第三個原因是親自動手。
不管什麼樣的天才,讀了多少書,經歷了多少活動,你要轉化為文章,還是得親自去寫,多寫,常寫,熟能生巧,逐漸掌握規律。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親自動手。他在1948年草擬的《關於建立報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條》第38條規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毛澤東的一生是寫作的一生,他用筆杆子打天下,寫公文、論文、新聞,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文體。毛澤東在西柏坡期間,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8封,指揮了三大戰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現在,西柏坡紀念館將這些電報裝飾成一個大走廊,是一個很壯觀的時光隧道,我們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個歲月。讀書、革命、寫作這是毛澤東三位一體的人生。
近年來,我們黨對領導干部提出了改文風的要求,提倡“短、實、新”,去除“假、大、空”。其實,在此方面,今天的領導干部可以從毛澤東的文風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要學做文,先學做人。我們常說文如其人。現在的問題是假風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復好傳統,先破這個“假”字。習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認為講大話、空話、套話、歌功頌德的話最保險,不會犯錯誤﹔言行不一、表裡不一,台上台下兩個形象,圈內圈外兩種表現。現在,干部隊伍中作秀風氣很盛。沒有學問,裝學問,讓秘書查典故寫稿子,講話背稿子,急著在報上發文章,出書,寫傳記,編日記,圖虛名。這樣何談寫文章,更不可能寫出毛澤東式的文章。毛澤東可能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始終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從不作秀,不裝,不假。他在八大開幕詞中講“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獲得一致好評和熱烈的掌聲。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說這不是我的話,是一個年輕人,我的秘書田家英寫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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