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相信看了今天我們的節目，很多網友也都想去館裡看看。除了李館長前面講到的，在裡面有很多歷史事件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之外，還可以感受到兩個人情義綿綿，共患難之后夫妻恩愛。我想問一下高將軍，我們說到他們兩個之間交流，可能首先還是會考慮到革命事件的交流，包括李館長講的例子，在困難時期，兩個人也會互相協商。對於黨內的重大事件當中，他們兩位是不是也會進行共同的交流和探討呢？
[高振普]:剛才都講了兩個人的這些交往。我接觸到的，在建國后，因為周恩來總理在初期的時候是五大書記之一，后來又是副主席，到后來是常委，國家總理，鄧穎超是中央委員。所以這兩個人的原則性很強，紀律性也很強，屬於哪個級別，要到中央的什麼事情，就到那個層次。意思是說，雖然鄧穎超是周恩來的夫人，雖然在平時交往中這麼融合、這麼親密，但在國家、黨的原則問題上，兩人是嚴格遵守的。所以周恩來不會把不應該鄧穎超知道的事情，提前向鄧穎超透露。而鄧穎超自己也不會去打聽最近有什麼大事。這是兩人最大的原則性問題。
[高振普]:周恩來總理在有的事情上需要鄧穎超出面做事情的時候，那周總理就會請鄧穎超來做事情，這是屬於工作需要。特別是外事上，有些需要做夫人的工作，就要請鄧穎超去做工作，在日常上是沒有的。
[高振普]: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如說大家都知道，1965年上海會議，就是羅瑞卿當時受批判的會議。走的時候，因為出發的時候鄧穎超就問周總理，說幾天啊？周總理說，不會長，出去有一個事，大概一兩天就能回來。所以有一個特點，我給總理准備東西，出差的東西，不是一兩天都可以，他一個月不回來，都沒有問題，我們是充分的准備。我們個人就沒這麼充分，一兩天，連個襯衣都不要帶。減少裝備，結果到那兒之后，開了十多天，出了一個大的問題。
[高振普]: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周總理都不知道，鄧穎超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所以黨的重大事情，不是兩個人先交流交流、商量商量。
[高振普]:還有“9·13”，網民們都很熟悉這個事，9月12日，周總理都不會想知道，也不會想到會有“9·13”，鄧穎超更不會知道，他是正常開會。所以這個事情發生之后，以至於到人民大會堂處理這個事情，三天三夜，總理都沒回家。鄧穎超很著急，根據她多年的政治嗅覺和她的經驗，她認為准有大事，但不知道是什麼事，我們在現場也不會打電話給鄧穎超說什麼事，誰也沒講。等到什麼時候，鄧穎超才知道是發生了“9·13”林彪的這個事情呢，就是中央決定向各部門，那時候叫各個口，國務院系統各部委、中辦系統、軍隊系統，傳達林彪這個事件的時候，該傳達到鄧穎超了，她才知道。因為鄧穎超不可能去會場，周恩來就派楊德中同志，當時分管總理安全的楊德中同志，也是我們警衛局局長，派他到我們西華廳給鄧穎超頭口頭傳達中央的這個文件，所以這個時候她才知道，一點都沒有提前。總理並沒有提前給她講，一定是到鄧穎超該知道的時候，才給她講。這不是大事嘛，這種事情。
[高振普]: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王力、關鋒、戚本禹，叫做王關戚。王關戚和“四人幫”是一塊的，中間把他們抓起來了。決定抓起來的時候，在釣魚台，先把王力、關鋒抓起來了，戚本禹當時沒有抓，中央考慮，再過一段時間，還讓他交代一些事。等到回來以后，鄧大姐就問我，小高，今天那麼長啊，有什麼事？我呢，也誤會了。我以為鄧大姐能夠知道一些消息呢，怎麼她問我呢。我就給大姐流露了一句，今天就是把王力、關鋒給隔離了。大姐說，這麼大的事啊。然后鄧大姐就到總理辦公室推開門去問總理，今天有什麼事啊，聽說出了大事了。我就站在后面。然后總理就看鄧穎超，意思是，什麼事啊。大姐說，我知道了，不是王力他們嗎。總理說，你怎麼知道的。鄧大姐沒有說是我說的。鄧大姐說，我有我的渠道。總理看了看我，我就很緊張，還好，沒說。根據我后來分析，要把王力、關鋒抓起來的事，不會是現場就定了，而是事先就定了，開會的時候要隔離起來。但鄧穎超一點都不知道。當然這樣的例子很多了，不是抓人的例子。大事有很多，我們做警衛部門的，了解的也不會很細。但這種事情，看到、知道，就說明兩個人在黨的重大問題上，不該交談的，是不會去交談。屬於該交流的，也不免有一些交流。但重大問題不應該事先了解的，他是不會透露的。
[高振普]:我再說一個問題，我最近看到一個消息，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採訪，採訪的一個老同志，這個老同志年齡還不小。“9·13”，他肯定不知道，因為這個同志不在現場。我可以說一下這個，在我看到他講的時候，那天宋慶齡副主席正好是9月13號要坐飛機到上海去，到了西郊的軍事機場之后，飛機不能起飛。因為周總理在這之前已經下了禁飛令了，所有的飛機都不能起飛，但是當時空軍的也沒有權力透露什麼事，他也不一定全了解，他又沒法回答作為另外一個局裡的局長。問他為什麼不能飛？他就隻能說，絕對不能飛，不能講出原因。關鍵是下邊一句話，他說，等一會兒鄧穎超同志來了，鄧穎超同志13號當面向宋慶齡副主席解釋為什麼不能飛。這樣宋慶齡就回去了。我聽了以后，我說這個也太不實際了。所以我們資格也老，年齡都大，你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講不實際的話。他就有點不太實際了，因為他不知道“9·13”，他也不在現場。我剛才也講了，鄧穎超沒有提前知道，她怎麼可能去到西郊機場給宋慶齡解釋呢。再有鄧穎超也不知道宋慶齡到上海去，宋慶齡去上海也不可能向鄧穎超報告，所以鄧穎超也不可能去解釋。所以大家在網上看，在電視上看，一定要分析，一定要實事求是。至少應該是這樣的，當時趙煒同志是秘書，她是寸步不離鄧穎超的，她應該跟著一塊兒去。后來問她，她說，瞎扯。這是口語。像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這說明一個原則，鄧穎超不會提前了解這個事情。
[趙煒]:我補充一點。我覺得他們兩個人的原則不是解放以后養成的，主要是在地下工作，包括上海、重慶幾十年養成的習慣。
[趙煒]:比如在上海，他們有一條原則，共產黨員單線聯系的人，比如我聯系高振普，鄧大姐聯系廖主任，我們倆互相不知道，他們倆更不能知道。為什麼？因為讓另一個人知道，他一出問題，肯定把廖主任給帶出來。在這一點來講，這是他倆習慣幾十年養成的。
[趙煒]:再有一個是鄧大姐和總理的原則是什麼？該知道的，告訴你。不該知道的，總理知道的不會告訴鄧大姐。鄧大姐知道不該問的，鄧大姐絕不問。剛才高振普也講了，一問，鄧大姐說我有我的渠道。
[趙煒]:我舉個例子，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我們西花廳，我那時候在總理那個地方，大家都知道，鄧大姐在后面不知道。當時，總理在專委會給所有的的領導以及工作人員講原子彈爆炸的事情，你們回家給你們的老婆、丈夫，任何人都不許講，我對鄧穎超都沒講。鄧穎超是中央委員，是我的妻子，她都不知道。結果鄧大姐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知道的？第二天，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她才知道。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很高興的事情，鄧大姐不知道。她這個原則是堅定的。
[趙煒]:說實在的，鄧大姐不怎麼去問總理的事，凡是黨內的大事，不允許的她不問。大家公開的議論，他們都是老黨員，這沒得說。在黨內的一些重大事情，鄧穎超不該知道的，周恩來不說，她也不問。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一直到他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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