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想問一下趙秘書長，鄧穎超大姐逝世之后，她留下了兩份遺囑，這兩份遺囑有什麼區別？都講了什麼內容呢？
[趙煒]:鄧穎超去世之后，她的遺囑在《人民日報》公布了。最早是1978年7月1日，鄧大姐在我上班的時候，她就讓我准備好筆和紙，她說等一會兒要寫東西。她寫什麼，我事先不知道。因為以往有時候，她寫東西都跟我說。她看著，我很奇怪、納悶。她說，我一會兒寫出來，你就知道了。今天是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封信，是對我自己后事的安排。我說，大姐，太早了吧，你忙著寫它干什麼。她沒說什麼。我就給她准備紙。她第一個遺囑，我可以給大家念一念，這是她的原字。
[趙煒]:她的寫的是：中共中央：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后的處理，懇請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趙煒]:1、遺體解剖后火化。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3、不搞遺體告別。4、不開追悼會。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趙煒]:1982年6月7日，鄧大姐又拿出筆和紙對這份遺囑認真地看了以后，仔細看的，重抄了一遍。我說，你別抄了。她說，不行，我得抄。根據當時的情況，她又補充了兩點。
[趙煒]: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2、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侄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是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屬，唯一的一個遠方侄子，他很本分，從來不以我的關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並予以公布。鄧穎超 1982年6月7日 重寫。
[趙煒]:你就看看她自己多麼認真，根據當時的形勢，加了兩點，這兩點說實在的，對當時很重要，對今天，我覺得更重要。
[趙煒]:還有一份遺囑，兩份遺囑的性質不一樣，這就是鄧大姐非常有遠見處理她個人的后事。
[趙煒]:1982年11月5號，鄧大姐又寫了第2份遺囑，寫給六位同志委托處理她遺物的交代。因為她無而無女，她的后事，總理走了，好辦，該交的都交，不該交的都留給鄧大姐那兒。鄧大姐的交給誰呢，就留給我們工作人員清。怎麼清？鄧大姐替我們想好了，減輕我們的負擔，減輕組織的麻煩。當時，鄧大姐寫遺囑的時候，我說實在的，我的心情非常難過，常勸她，你寫那些，那麼早干什麼，現在不到時候。她說，等我不能寫的時候，已經晚了，趁我現在身體好、頭腦清楚，還能動筆的時候寫出來好。這也是為組織上好辦，對你也好辦。我活著的時候，有些事情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讓你替我背了。我寫出來公之於眾，大家會相信的。如果我不寫，你說出來人家不相信。
[趙煒]:的確，大姐給說中了，鄧大姐說得對啊，在她遺囑見報的時候，就有人打電話問我，是鄧媽媽寫的嗎？當我聽了她這句話，那時候剛剛逝世不久。我的眼淚就止不住的流下來了，哭著跟他說，這樣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這樣的筆跡我也寫不出來，這正中了大姐所說的。在這一點上讓我深深的感到鄧大姐的遠見，為組織著想，為我著想，為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著想，給我們創造了很好的工作條件來處理她的遺物。
[趙煒]:她的一封遺囑，我給你們念念。
[趙煒]:委托下列幾位同志辦的幾件事，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組成小組，請德中同志負責主持，趙煒同志協助。為什麼呢？楊德中當時他是管警衛的，總理去世后，他也管西花廳，鄧大姐的事。李琦是當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主任，張佐良是保健醫生，周秉德是他們家的一個侄女，六個人，方方面面都有了。
[趙煒]:關於辦理我死后簡化處理，已報清中央批准外，以下幾件事件由小組辦理：在我患病無救時，萬勿採取搶救，以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及有關醫療人員和同志們的負擔。
[趙煒]:沒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我和周恩來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應交公家處理。恩來同志和我歷來反對搞我們的故居，所有的圖書出版物，除由中辦發給恩來的大字理論和歷史書籍，仍退還原來機關外，其他的交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單位用。我的文件、來往通信、文書之類的文件交中央文獻研究室清理、酌處。我和周恩來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她寫的是辦公室，實際上是研究室）。
[趙煒]:有些遺物可交公的，交公，或者交有關單位使用。我個人的遺物、服裝、雜件，交給分配合用的身邊工作的同志及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留念使用。
[趙煒]:這裡她就講了，她都跟我交代，誰送的東西，比如說花瓶，讓我記住，還給本人。我真還了不少東西。
[趙煒]:以上諸事向委托辦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謝意，在以上范圍之內的其他物品，通由小組同志議處。
[趙煒]:這是鄧穎超1982年11月5日寫的。當你看了她的這兩篇遺囑，不知道你聽了有什麼感覺。我再給你講一講。
[趙煒]:當她寫完這個，好象是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心思，可她還總是囑咐我，趙煒，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把我給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大家知道我已經不在了，就行了。所以她在7月11日走之前，10號的時候，她頭腦清楚，但說話吃力。趙煒，我的遺囑。我說，大姐，打住，您別說了，我知道，我早就交到中辦了。她怕我不交，她不放心，我說早交了。實際是早交了，她還問我。
[趙煒]:她把一個人生死看得很透，她說一個人生老病死是常情，誰也避免不了，誰也逃脫不掉。她的生死觀很明確，一個人死后大辦喪事，勞民傷財。她說，我反對在家搞吊唁。搞這些是給組織找事，是給你們添麻煩。說到這兒，她跟我開玩笑，她說，趙煒，你也該做一點好事，行行好，行不行？別搞成千上萬的人來吊唁，多麼麻煩啊！我說，大姐，你的要求，我一定向中央反映，我不打折扣，我一五一十的向中央報告。他們決定怎麼辦，我怎麼辦。所以當時鄧大姐11號去世，中央來了領導同志，在醫院的會議室談，我首先把鄧大姐的要求反映給了領導。
[趙煒]:但是當時人家也沒說什麼，趙煒你就在西花廳布置個靈堂，誰來就讓他們來，你也不號召，也不通知。那我們就接待吧。她的遺體可沒告別了，就在八寶山，火化那天告別的，沒特意在另外的地方，向北京醫院哪兒的。那天的人我沒法形容，人擠人，四個大門全開，后來我們沒辦法站那兒守靈，因為太晚了，四排往裡進，鞠躬都不能鞠。鄧穎超在人們心中地位很高。當時是7月，天氣多麼熱啊，人們都汗流浹背，可以看到人民對總理，對鄧大姐的情感，我們深深感動、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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