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明
紅軍東征是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的初步實踐和完善
紅軍東征是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的初步實踐，此戰略與紅軍東征是相輔相成的。伴隨著東征的全過程，經過紅軍東征山西，這個戰略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成熟。
東征戰役初期，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思想和對紅軍行動、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是立足於在山西西部的呂梁山區建立一塊與陝北相連的根據地，以“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1936年2月18日，毛澤東簽發東征的作戰命令，指出：“在黨中央及軍委會抗日討賣國賊，向山西消滅閻錫山部隊，發展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紅軍，號召全國抗日討賣國賊運動，並在軍事上鞏固向前發展的基本方針之下，第一方面軍第一步有東渡黃河以堅決手段消滅東岸地區之敵，佔領呂梁山脈各縣，首先佔領石樓、中陽、永和等縣，粉碎沿河堡壘線，控制船渡於我手中，在東岸造成臨時作戰根據地的任務。”1936年2月20日，毛澤東和彭德懷率領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等部組成）發起東征戰役，很快就突破閻錫山精心布置的黃河防線后，順利進入山西境內，完成東征初步戰略任務。毛澤東在2月23日進一步指出：“不論中陽、石樓等城能否攻克，不論閻錫山向我進攻之力量與時機如何，方面軍目前基本的方針是：用極大努力，在中陽、石樓、永和、隰縣等縱橫200 裡地帶建立作戰根據地，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點，為迎接閻錫山向我進攻之戰場，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戰斗的基礎上。”如此就很明顯說明毛澤東早在東征紅軍渡過黃河之初，就開始謀劃並實施在山西創建抗日根據地的“經營山西”戰略，這就把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抗戰有效地結合起來。由此，2月24日毛澤東、彭德懷正式發布《爭取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訓令》，指出：紅軍勝利地渡過黃河，完成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之后，“基本方針是在柳林、離石、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一線內圍石樓求得打增援部隊，用大的速度爭取居民群眾與紅軍一致，集中兵力消滅敵之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劃第二步任務”。
紅軍進入山西后，發展順利。連續取得關上、蓬門、兌九峪戰斗勝利，給閻錫山晉綏軍以沉重的打擊。為了進一步擴大戰果，完成發展根據地的任務，毛澤東在郭家掌主持會議，決定紅軍兵分三路南北展開。以紅一軍團為主的右路軍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向南作戰﹔以紅十五軍團為左路軍乘虛北上，創造晉西北游擊根據地﹔以方面軍直屬隊及紅十五軍團一部為中路軍，擔任鉗制反擊之敵，控制黃河渡口、維護后方交通等任務，從而形成了中路牽制晉綏軍主力、左右兩路分頭北上南下發展的進攻態勢。
在紅軍分兵三路進軍期間，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隰縣大麥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屬交口縣）、石樓縣羅村和四江村等地舉行了擴大會議（即晉西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張浩、彭德懷、楊尚昆、林伯渠、凱豐、陸定一等。重點研究討論軍事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依據紅軍東征以來自己隨軍對山西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情況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軍委作報告，正式明確地向中央提出他的關於“經營山西”戰略。他深刻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明確提出：“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目前經營山西為主，也要准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要求“在山西臨時採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採用打網式的普遍的游擊戰，求得敵人一般的削弱，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他指出，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向華北發展，“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在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方針下，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強調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經營山西是戰略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會議批准了毛澤東代表軍委提出的有關“經營山西”等軍事戰略方針的提議。其后，為貫徹晉西會議的精神，毛澤東和彭德懷在4月2日發給紅一軍團的電示中，進一步闡明了“經營山西”、創建山西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階段戰略基本方針，是在山西戰勝敵人，造成抗日根據地，把山西與陝北聯系起來，在山西作戰與赤化，不但包括晉東南，還包括晉西南、晉西與晉東北。不管晉東南以外之三區怎樣，人民經濟條件較差，亦不能看輕其重要性。”“山西的經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沒有山西即不能設想同日帝進行大規模作戰。”“在戰役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這一仗在東打那一仗在西打，沒固定戰線，全依情況決定） 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現實的指導原則。在戰略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是不許可的，應有明確的方向與地區。”毛澤東此間明確系統地提出“經營山西”，在山西的晉東南、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構想，不僅標志著他的這一重要戰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過在晉西會議上的深刻闡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識，並最終成為黨中央的決策。
依據會議精神，毛澤東、彭德懷為紅軍制定了行動方針。具體要求紅一軍團分5步“打網式”發展，最后佔領正太鐵路，然后依情況決定或出河北，或出長治、晉城﹔紅十五軍團在晉西北創建根據地，並配合在神府行動的紅二十八軍，控制黃河一段，打通與陝北的聯系。
東征紅軍的節節勝利，使閻錫山非常恐懼，不得不向國民黨中央蔣介石求援。這正中蔣介石下懷，他正想通過插手山西的事情，削弱閻錫山的力量。於是，蔣介石在4月間派陳誠統一指揮關麟征、商震10 個師進入山西，幫助閻錫山的晉綏軍合力“圍剿”紅軍，給紅軍造成巨大的軍事困難。與此同時，在陝甘地區，蔣介石命令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西北軍向陝北進攻，封鎖黃河防線，企圖將紅軍阻滯於山西一舉殲滅。面對這種危險局面，如果我軍繼續堅持東進，勢必擴大戰爭規模，很可能導致大的內戰，同時也在蔣閻軍的聯合攻擊下，孤軍作戰很難獲取進展。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高興的隻會是日本侵略者。我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想將很難實現。
這個時候，中共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統戰工作取得明顯效果，東北軍和西北軍實際上停止了和紅軍的敵對行動。與此同時陝甘地區出現了紅軍發展的大好時機。1936年4月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延安）進行會談，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一致抗日、互相幫助、互派代表及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救亡等協定，並和西北軍達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則下建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協定，雙方決定同時進行抗日的准備工作。盡管蔣介石命令張學良和楊虎城“圍剿”紅軍，但他們實際上已停止了對紅軍的敵對行動，這對陝北根據地的鞏固和紅軍發展很有利。如此，這個時候，紅軍在山西作戰已無有利條件。基於上述情形，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內戰的擴大，便於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果斷決定變更原來的作戰部署，決定紅軍西渡黃河，回師陝北。東征紅軍部隊的果敢回師，體現了毛澤東對“經營山西”戰略的順時達變、靈活機變的韜晦把握。戰爭是敵我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隨著形勢和戰場情況的新變化，指揮戰爭的統帥必須及時調整軍事部署以適應新的情形，以追求己方戰略目標的最大化。4月28日毛澤東與彭德懷發布了《關於西渡黃河擴大陝甘蘇區的命令》，指出：“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陝西、甘肅則產生了順利條件，容許我們到那邊活動，以執行擴大蘇區，鍛煉紅軍，培養干部等任務。”同日，毛澤東、彭德懷還致電張聞天，指出：“東面情況已根本地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並堅定地指出：“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蔣介石部隊調出山西以后，在積極地進行山西干部的創造，山西士兵運動的加強，神府蘇區的擴大等條件下，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的機會是會有的。堅持以陝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明確的方針。”就這樣，從5月2日開始，紅軍陸續返回陝北。5月5日，紅軍發布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誠意。《通電》指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意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經營山西”、向華北發展的戰略不但是堅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慮的。一年多之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再一次進入山西作戰”，並將山西開創為華北抗戰的特殊局面的事實，進一步証明了毛澤東提出的“經營山西”戰略的正確性。
紅軍能及時回師西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政治上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內戰，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斗爭策略，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保存了抗日的力量，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軍事上執行了擴大蘇區的任務。我軍回師之后便於5月19日出師西征，執行擴大陝北蘇區的任務。在西征的兩個多月戰斗中，紅軍開辟了縱橫200余公裡的新區，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師會師創造了條件。如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果斷作出東征紅軍回師的決定是十分英明和正確的。如果不顧客觀情況的變化，紅軍繼續留在山西作戰，一是很可能受到軍事力量的損失﹔二是將會使紅軍陷入大規模內戰的漩渦，不利於抗日統戰需要﹔三是將使紅軍不能抓住機會，及時開辟陝北新區。當“經營山西”戰略目標一時難以實現時，能在陝北根據地部分實現鞏固擴大目標的情況下，回師陝北，就為戰略層面的上上之策。
頻道精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