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明
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與紅軍東征的偉大意義
紅軍東征歷時75天，轉戰山西50余縣，廣播了革命火種。盡管暫時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但紅軍東征所產生的重大作用及其歷史意義，充分証明了毛澤東“經營山西”東征發展戰略的遠見偉大。
首先，通過紅軍東征行動廣泛宣傳了黨的新方針、新政策，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使黨和紅軍同廣大人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古縣當時曾傳唱一支歌曲：“活的不如人，提起來好傷心。地主老財騎馬又坐轎，窮人赤腳到處跑。臉朝黃土背朝天，一年苦到頭，地主老財都拿光。受苦人，要翻身，隻有拿起槍來打日本。”紅軍密切聯系群眾，把群眾當作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深受廣大人民的歡迎和愛戴。群眾把紅軍當作翻身解放的希望，主動為紅軍縫制軍衣、做伙食，幫助收集情報，涌現出許多“紅軍妮”“紅軍爺”“紅軍耳目”等先進典型。
其次，指明了紅軍的發展方向，鞏固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紅軍東征實現了毛澤東提出的“鞏固擴大現有蘇區”的任務。由於紅軍在山西的軍事行動，打破了國民黨軍事圍剿的困局，大大減輕了陝北根據地的軍事壓力，為鞏固擴大陝甘蘇區創造了有利條件。回師后，紅二十八軍乘機收復了陝北根據地被佔地區，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據地，僅神府蘇區就由東征前的六七個區擴展到28個區，並且和吳堡蘇區連成了一片。紅軍東征在山西吸收新兵8000余人，繳獲各種槍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門，組建地方游擊隊30余支，籌款30余萬元，不僅壯大了抗日武裝力量，鍛煉了部隊，增強了紅軍的戰斗力，為抗戰爆發后奔赴抗日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奠定了軍事基礎，而且，紅軍東征的偉大成果還緩解了陝北根據地的經濟困難，從而為鞏固和發展陝北根據地創造了一定條件。
再次，通過東征山西，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決心，推動了山西和華北的抗日救亡運動，為后來的全面抗戰做了戰略上和現實上的准備﹔黨和紅軍對山西省情有了更多的實際了解，也在政治上、軍事上深深震撼了山西的閻錫山集團，逐步引起了其統治集團內部思想上、政治上的分化和動搖。這都為以后爭取閻錫山政治態度的轉變，促成中國共產黨與閻錫山當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的建立，最終實現在山西形成抗戰特殊局面的戰略目標，創造了條件。在東征期間，毛澤東還親自接見被俘的晉軍團長郭登瀛，通過他致信閻錫山，指出：“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紅軍東征對晉綏軍的軍事打擊與毛澤東對閻錫山的爭取，促進了閻錫山政治態度的轉變。紅軍回師不久，薄一波即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接受閻錫山的邀請回到山西，接辦並改組了犧盟會，使山西形成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為抗戰爆發后八路軍開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紅軍的東征，不但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種，喚醒了山西廣大民眾的抗日覺醒，建立發展了黨的地方組織，而且宣傳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我黨我軍同全國各黨派尤其是同張學良、楊虎城等地方實力派抗日統戰關系的建立。紅軍東征開始后，黨中央先后派李克農、周恩來同張學良舉行了洛川會談和延安會談，並將“抗日反蔣”的方針適時改為“逼蔣抗日”的方針。這一重大策略的轉變，不僅贏得了以張學良、楊虎城為首的東北軍、西北軍廣大官兵的擁護，而且對促使張、楊此后發動“西安事變”，促進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最后，這是紅軍發展的關鍵一步，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精彩一筆。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就是向東發展，創建抗日根據地。東征就是這個戰略的初步實施和體現，並在東征的過程中不斷地發展完善。后來八路軍依托山西在華北的發展更是對這個戰略的最好詮釋。后來毛澤東布置八路軍在山西的戰略展開就是這個戰略的完美實踐。這為開創山西團結抗戰的特殊局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從而使八路軍在山西和整個華北的敵后游擊戰爭中立足於戰略上的主動地位，進而把山西發展成整個華北抗戰的戰略基地，最終實現“經營山西”的戰略。足見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和先見之明。
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和紅軍東征是偉大的，就如當年親歷東征的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所說：“作為抗日戰爭的前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序幕，紅軍東征將以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和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載入中華民族的革命史冊。”“經營山西”戰略和紅軍東征決策的提出、實施及所產生的偉大意義，都充分証明了一代偉人毛澤東在政治戰略和軍事決策上英明卓越。正像彭德懷所說的那樣：“進軍山西，擴大宣傳抗日主張，從此，共產黨奪取了抗日領導權，這是紅軍到達陝北后的第二個偉大勝利。這次，毛澤東是以軍委主席兼抗日先鋒軍政治委員親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決定的。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東征紅軍將士自始至終高舉抗日救國大旗，喊出了人民的心聲，贏得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樹立了黨和紅軍的光榮形象，為以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山西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黨領導人民在華北創建抗日根據地進行持久抗戰做了戰略上的准備和初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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