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明
紅軍東征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擴軍8000余人，籌款30多萬元，並迫使“進剿”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東部地區。還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全國造成了廣泛影響。這是東征時期的毛澤東。
今年是紅軍東征80周年，從毛澤東“經營山西”戰略角度來分析東征，能夠使我們充分領略到毛澤東戰略決策的高明卓越，認識東征戰役所具有的偉大意義和地位。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經兩萬五千裡長征，成功擺脫國民黨集團數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到達陝北后，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革命形勢，迫切需要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黨和紅軍面臨著新的抉擇。一是要確保陝北地區成為黨和紅軍的立足點和大本營。二是黨和紅軍面臨在新的形勢和情況下應該如何發展，向何方向發展。這個歷史性抉擇的重擔放在了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肩上。毛澤東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依據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逐步提出了“經營山西”戰略。這個戰略隨著東征的進行不斷地得到完善和成熟，並成為紅軍東征的指導思想和行動依據。東征紅軍將士在這個戰略的指導下，靈活機動，初步完成了使命，在75天的戰斗中，譜寫了光輝精彩的樂章，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為以后在華北地區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長期持久抗戰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軍事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
黨和紅軍的鞏固發展問題催生毛澤東“經營山西”東征發展戰略
毛澤東“經營山西”東征發展戰略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它是在解決黨和紅軍生存和發展、向何處去這個關鍵性大問題的情況下產生的。中央紅軍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征，與陝北紅軍會合之后，雖然找到了一塊立足之地，但困難仍然很大。一是紅軍的力量比較弱小，當時紅一軍團隻有10000人，紅十五軍團也隻有7000余人，紅二十八軍則不足1500人。尤其是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不但減員很多，而且過於疲勞，亟待補充和休整。而陝北根據地雖然佔有西起甘肅、東瀕黃河、南達鄜縣、北接長城的20多個縣份，但在4萬多平方公裡的土地上隻有40余萬人口，限制著紅軍兵源的補充。二是陝北地區經濟落后，地瘠民貧，交通閉塞，無法解決紅軍兵員的補充和軍需供給問題。當時一些國民黨報紙曾幸災樂禍地斷言：“如果認為紅軍在那裡能夠存在下去，那將是荒唐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可見紅軍的給養供應和物資補充都十分困難。三是陝北與華北之間有黃河天險與崇山峻嶺的阻隔，紅軍難於一步跨向抗日前線。更為嚴峻的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重新調集陝、甘、寧、綏、晉五省軍隊聯合“圍剿”紅軍。紅軍四面受敵，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威脅。與此同時，日本在華北制造“華北事變”，妄圖侵佔中國華北地區，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
黨和紅軍如何打破“圍剿”，進而救亡圖存，領導同志們的意見並不統一，部分人建議往西邊向寧夏求發展﹔部分人主張往北邊向內蒙古發展以背靠蘇聯﹔部分人建議向南發展，以抵擋住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進攻，堵住國民黨軍隊進攻陝北的通道以鞏固陝北根據地。毛澤東則從政治軍事戰略高度，經過對上述意見的反復研究、深入比對，認為向北發展目前並不合適，時機未到，寧夏也不可取，向南的方針不可行，它會導致我們不僅要同西北軍和東北軍作戰，更為嚴重的是還會把蔣系中央軍引入西北，進一步加重陝北的嚴峻局面。應該向山西發展，唯此才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根本的方針是“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不僅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作軍事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紅軍作戰的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紅軍應利用當前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積極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和紅軍本身的擴大。毛澤東詳細地闡述了東征山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強調紅軍東征是“以發展求鞏固”的唯一正確抉擇。“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毛澤東通過把握全局、有理有據的分析和說服工作，使大家充分認識到東征發展戰略的正確性，從而使得在瓦窯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發動紅軍東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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