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銀笙
西安事變中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在制定和平解決事變方針問題上經歷了一個短期的曲折變化過程,前后變化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對蔣介石的處置方針問題。
事變爆發之初,在13日黨中央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多數人的意見是主張“除蔣”“審蔣”的,反映這次會議初步方針的公開文件是12月15日發表的《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電文發布不久,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全面考察和周恩來赴西安后爭取和平努力的嘗試,迅速改變了原來不成熟的方針。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的發言作出這樣的分析:“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揭破妥協派”這個表述,就是指明這個行動是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妥協派在抗日問題上妥協動搖的一次揭露和打擊,這不但准確地概括了事變發動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測到事變積極意義方面可能發展的前途。他在發言中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一獨到見解,“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這一具有總綱性的結語,實際為我黨制定正確的方針指出了根本的方向。當時留在保安的兩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和張聞天一起運籌帷幄,作出和平調解事變的最終決策。
就在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后西北局勢發展到最緊張的時刻,也就是東北軍著名愛國將領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張聞天親赴西安,同在那裡的周恩來現場商定大計。張聞天是1937年1月25日從延安動身,27日抵達西安的。當天晚上就發生了少數激烈分子到周恩來住所請願的事件。博古后來回憶時說道,“洛甫同志來了,正是很尖銳的時候,很險惡的時候。”面對險惡形勢,他返回紅軍在雲陽的總部,以個人名義致電毛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議:軍事上紅軍主力向渭北方向撤離,政治上以朱、毛對這一行動發表談話,主張和平統一團結御侮,堅決反對新的內戰,表示紅軍願服從南京中央政府指導。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帶來劃時代的歷史性轉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跨入一個新階段。張聞天恪守總書記職責,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密切配合,做出了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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