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柳直荀慘遭殺害，毛澤東感嘆“我失驕楊君失柳”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的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蘇區。夏曦到湘鄂西后，首先改組了黨的領導機關，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軍委分會﹔將正在校拓坪整編的紅二軍團改為紅三軍，由賀龍任軍長，鄧中夏在新的前委書記到任前仍留任原職，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
在賀龍、柳直荀等人的領導和指揮下，紅三軍經野三關到巴東渡江北上，連克巴東、秭歸、興山后，又相繼攻佔遠安、荊門、當陽等地。當數路敵軍向集結在走馬坪一帶的紅三軍合圍時，紅軍英勇抗擊，但未能將敵擊退。於是，向北突圍，經歇馬河、保康、大觀音堂，進入鄂西北地區。
為了保証紅軍的發展和革命戰爭的勝利，5月11日，柳直荀根據前委的指示，主持政治部制定和印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任務和紀律》等文件，明確指出:“我們中國工農紅軍，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軍隊，也就是工人、農民自己的軍隊。紅軍的任務就是為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政權而戰，為了土地歸農民而戰。”文件還嚴格規定了“不拿工人農民的一針一線”等十條紀律。
6月18日，紅三軍七、八兩師約一萬人經過艱苦轉戰，勝利到達房縣縣城，開辟了以房縣為中心的鄂西北革命根據地。這時，紅三軍軍部得知紅九師在鄂北活動的消息，遂前來與紅九師會合。后根據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賀龍於8月率紅三軍主力返回洪湖蘇區，柳直荀仍留房縣，繼續領導鄂西北根據地的斗爭。在他的主持下，鄂西北分特委將留下的紅三軍教導團、特務營和房、均兩縣的游擊隊合編為紅二十五師，由湯慕禹任師長，柳直荀任政委。他們在四面受敵的艱苦條件下，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神出鬼沒、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
1932年2月，湘鄂西第四次黨代會在監利縣周老嘴召開。由於交通不便，柳直荀接到通知很晚，為了趕上參加會議，他決定由房縣取水路經秭歸順江而下。3月，柳直荀回到監利時，湘鄂西第四次黨代會已經中止。在前段黨代會上，夏曦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多數代表堅決反對夏曦的主張，並要求撤掉他的職務。萬濤、段德昌、彭國才等湘鄂西領導人，在會上都作了批判夏曦錯誤的發言，使夏曦的錯誤提案無法通過。因此，他不得不宣布休會，派人到上海向黨中央請示。
柳直荀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堅決支持賀龍等人的戰略方針。他認為應注重建立農村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開展土地革命，反對“左”的經濟政策和土地政策，才不會重蹈立三錯誤的覆轍。
不久，黨中央派代表支持夏曦，並宣布萬濤等人為“反黨集團”。同時，還指示中央分局對那些懷疑、不滿和不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命令的人，進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使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湘鄂西得到進一步的貫徹。
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后，紅二十五師到潛江改編為鄂西北獨立團，以后又與洪湖獨立團合編為紅八師，柳直荀被任命為紅八師政委。他奉命趕到潛江后，許多曾經出生入死並肩戰斗的指揮員都不見了。原來，中央分局政治保衛局硬說鄂西北獨立團混入了許多反革命，在部隊開到潛江的當天晚上，就被緊緊包圍起來，逮捕了大批連以上的干部。這件事，深深地刺痛若柳直荀的心。他找政治保衛局的人辯論，又寫信質問夏曦。然而，夏曦根本不聽柳直荀的勸告，並認定柳直荀是“危險分子”。
夏曦根據中央指示，在湘鄂西黨組織中“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肅反工作”，“反對機會主義”，給柳直荀加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加以逮捕。
1932年5月，蔣介石開始發動對各根據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圍剿”，僅對湘鄂西就投入10萬以上的兵力。在這種嚴重形勢下，夏曦不接受賀龍關於跳到敵后，從外線打擊敵人的建議，而採取分兵把守，“兩個拳頭打人”的策略，使紅三軍失去了粉碎敵人圍攻的希望，最后不得不倉促突圍。
在突圍前，夏曦背著賀龍等紅三軍領導人，將被關押的干部全部殺掉。在中秋節前幾天，柳直荀在湖北省監利縣周老嘴慘遭殺害。
1945年4月，黨中央給柳直荀平反昭雪，並追認為革命烈士。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寫信給在長沙的李淑一，並附《蝶戀花•答李淑一》詞一首，感嘆“我失驕楊君失柳”，以表對楊開慧和柳直荀的哀思。毛澤東在信中還囑托李淑一“如去看直荀的墓時，請為我代致悼念”。
中共監利縣委、監利縣人民政府於1979年在柳直荀烈士殉難處——周老嘴心慈庵，修建了“柳直荀烈士紀念亭”。李淑一在《題柳直荀烈士紀念碑》的碑文中寫道:
安定奔四化，
酬志慰忠魂﹔
他年慶功日，
毋忘播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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