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二、新的主義讓知識界“有所指望”，“知所趨附”
《新民主主義論》的出世帶有“破”與“立”兩重意蘊。20世紀30年代末，“在思想斗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義或中間三民主義的思想”（《反投降綱領》，《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頁。）。如此環境中，共產黨人必須挺身而出，對此加以“嚴正的批駁”，厘清思想領域中的認知混亂，破除國民黨錯誤宣傳的影響。1939年以后毛澤東相繼寫了許多批判文章，《新民主主義論》是其中之一。毛澤東也不諱言，自己寫《新民主主義論》“主要為駁頑固派”。（《致吳玉章》，《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頁。）
《新民主主義論》沖破了國民黨的思想禁錮。當時在重慶的年輕學生劉敬坤幾十年后仍難掩興奮地回憶道，當年覺得“三民主義怪有道理”的他讀到了“偽裝本”的《新民主主義論》，“一看，正是批判我那個欣賞的三民主主義的”。（劉敬坤口述：《中央大學舊事》，2005年11月20日，鳳凰網鳳凰視頻欄目。）國民黨負責意識形態宣傳的葉青，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理論家，但當他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在《毛澤東思想批判》中寫道：“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
當然，“破”與“立”相輔相成。要徹底消除國民黨“一個主義”的影響，中共就必須提出自己的主義，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亟需回答的時政難題，才能徹底破除國民黨頑固派宣傳的負面影響，厘清人們認識的種種迷霧，讓人能“有所指望”，“知所趨附”。如哲學家馮友蘭所說，《新民主主義論》“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頁。）。《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套完整、科學的革命綱領和建國綱領，在關於中國前途命運莫衷一是紛紜復雜的討論中，顯然有廓清思想的作用。1940年春，杜斌丞讀完《新民主主義論》后感覺“中國的革命，從此有了明確的道路和方針。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除此別無道路”（《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4卷，第314頁。）。年輕學生如劉敬坤也覺得：“《新民主主義論》，我覺得這個路好，這個路子對。”（劉敬坤口述：《中央大學舊事》，2005年11月20日，鳳凰網鳳凰視頻欄目。）
杜斌丞、劉敬坤等人的心理感受並非個案，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都告別了徘徊，逐漸向中共靠攏。用聞一多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的感受來概括這種心理變化，“我們一向說愛國、愛國，愛的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讀了這些書，對中國的前途漸漸有信心了”（王子光、王康編《聞一多紀念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52頁。）。從對中國前途的迷茫，到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找到方向與信心，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經歷的心路歷程。尤其隨著時日的推進，這種變化更加明顯。一些知識分子早在抗戰結束時就確定了自己在國共之間的選擇。1944年，著名化學家曾昭掄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得到了《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便愛不釋手，並聯系著當時的社會實際認真閱讀。他在分析時局和進行演講時，經常運用書中的觀點”（孫敦恆：《記著名化學家曾昭掄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選編《文苑擷英》，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頁。）。運用其中的觀點分析時局，說明了曾昭掄對《新民主主義論》心悅誠服的接受與推廣。
中國究竟向何處去，在國共兩黨之間究竟何去何從，是縈繞在當時廣大知識分子心頭的一個大問題。著名冶金專家陳新民1948年7月回母校清華大學執教，本想大干一番的他發現，國民黨發動內戰將中國人民拖入絕境的殘酷現實根本不可能讓自己安心研究與建設，於是他開始了關於中國前途的“嚴肅的思考”。在參加了“進步教師座談《新民主主義論》的談書會”后，他逐漸明晰了自己的立場，義無反顧站在了人民和學生這一邊，開始支持“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特別是在北平解放前夕，參加領導了清華大學護校斗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編《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工學編：冶金卷1），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頁。）陳新民的轉變代表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抗戰結束后寄望於國民黨和平建國，經歷了國民黨窳政后逐漸對國民黨失望，接著接觸中共進步的思想理論與實踐，並最終選擇了中共。就連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接觸了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的中共理論后，思想認識也發生了急遽轉變。陳垣就是其中代表。與胡適私交至深的著名史學家陳垣於1949年2月開始接觸毛澤東的著作。“陳垣首先學習了其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這精辟的理論所吸引，愛不釋手，反復鑽研。”（劉乃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向陳垣老師學習》，《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67頁。）3月14日，陳垣寫信給三子陳約之，說：“余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從前宥於環境，所有環境以外之書不觀，所得消食，都是耳食，而非目擊。直至新局面來臨，得閱各種書報，始恍然覺悟前者之被蒙蔽。”並決心“從新生的路上走”，“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覺也”。（劉乃和、周少川：《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下），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頁。）4月29日，陳垣和弟子劉乃和等人一起討論后，寫了一封給胡適的公開信，后經范文瀾修改后發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
信中說：“在這樣的新社會裡生活，怎麼能不讀新書、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我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劉乃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向陳垣老師學習》，《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第168頁。）年逾古稀的陳垣重新接受了一種新的思想，加之陳垣在史學界的地位，使得公開信發表后，在海內外知識界立刻引起了很大震動。胡適回信認為公開信並非出自老友陳垣之手，因為書寫人的立場與他心目中的陳垣相去甚遠。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從懷疑到逐漸信任再到最終選擇的過程，《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其中起了重要引導作用。在這一點上，張東蓀的轉變便是明顯例証。即便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積極尋求與國內各黨各派力量相互聯合的時候，張東蓀仍然一邊唱贊歌，為中共“願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的“光明”的“勇敢的轉向”表示佩服（參見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自有評論》第10期，1936年2月7日。），一邊卻批判中共以前的理論，認為中共放棄了“工農政府”轉向提倡“人民政府”的行為意味著中共實踐與理論的破產，並懷疑中共的“轉向”是暫時的，是策略性的。（參見張東蓀：《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再生》第3卷第10、11期合刊，1935年1月15日。）這種矛盾態度直到抗戰結束后他接觸了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才改觀。抗戰結束后，張東蓀與其他民盟人士一起，積極推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中間路線。當張東蓀習得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后，甚至充當了共產黨的“宣傳先鋒”，寫文章幫助國統區知識分子打消對共產黨的疑憂。
大革命時期中共的激進主張，再加上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使不少知識分子誤以為自己是共產黨革命的對象，對中共多少懷有懼怕甚至拒絕的心理。沈沛霖的回憶坦承了自己的這種心理，說自己“在相當長的階段中，對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張，有一種看法，即以為中共在國共分裂之后，走上了暴動的道路，盲目地追隨共產國際的方針，置中國的國情於不顧，推行盲動主義路線，徒然犧牲大批黨人，於革命卻無益處”。但是，當沈沛霖“拜讀”《新民主主義論》后，表示對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表示心悅誠服的認同與贊成，認為“毛之文章，解我郁結心中之大惑，誠為感佩”。（《耆年憶往•沈沛霖回憶錄》，《江蘇文史資料》第112輯，第245頁。）
作為教育學家的沈沛霖尚有如此認識，一些小知識分子囿於自己有限的眼光及受惑於國民黨失實夸大的宣傳，對中共產生誤會就更在情理之中了，而消除他們的誤會是解放前夕中共宣傳思想工作的一個重點。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在有條件的地方開辦學習班，學習的重點就是《新民主主義論》，目的就是讓新民主主義走入人心。學習活動顯然達到了既定的目的。1949年5月，共產黨員諶鴻章到漵浦龍潭做工作，開辦了一個“《新民主主義論》學習班”，學生是當地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通過這次學習，這些“看慣了國民黨學校教科書和報章雜志的傳統文章”的年輕人，“對共產黨和共產黨員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認識了共產黨才是真正為老百姓做事的、可親可敬的公仆”，知道了作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己“不是革命的對象，經過思想改造，還可以參加革命”，“知道共產黨不但不殺人、不放火、不共妻，而且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民族利益、保護工農牧漁各業，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和一切公益設施及其供職人員。通過這次學習，消除了對共產黨的誤解和恐懼心理，積極靠攏了共產黨”。（諶之先：《回憶舉辦〈新民主主義論〉學習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漵浦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漵浦文史》第2輯，1988年內部出版，第216—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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