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摘要]民國知識界對《新民主主義論》的廣泛關注與評述，可以為解讀《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價值提供注腳。雖然國民黨明令禁止《新民主主義論》的印行，但共產黨突破國民黨宣傳禁錮的努力加上部分知識分子的推介，使《新民主主義論》對民國知識界仍然產生了深刻影響。具體而言，《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攻擊，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與建國篇章，消除了知識界對中共的誤解，成為一些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中共的原因。此外，《新民主主義論》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論與術語成為知識界的分析工具，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它系統地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動力、前途等，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從當時各類人群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評述中可以窺見一斑。現有研究多集中於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認知上，對於民國知識界的反響，相關著述並不多見。（關於民國知識界對《新民主主義論》評價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李曉宇的《民國知識階層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劉慶禮的《簡述〈新民主主義論〉的文本及其影響》（《滄桑》2009年第6期）、裴植的《國統區人士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評說》（《黨史縱橫》2005年第2期）等。）隻將眼光集中於共產黨人的反應上，顯然不足以完全呈現《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價值。本文擬以民國知識界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評述為主要史料，挖掘《新民主主義論》是如何影響民國知識分子政治認知和判斷的，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影響及中國共產黨為人民和歷史所選擇的歷史必然性。
一、《新民主主義論》的傳播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長篇演講。據當時台下聽講者回憶：“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在會場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頁。）1月20日出版的《新中華報》對演講進行了摘要報道。次月15日，《中華文化》創刊號上首次發表演講全文，五日后又以《新民主主義論》為題發表在《解放》雜志第98、99期合刊上，4月10日出版的《群眾》第4卷第10期也刊載了部分內容。延安解放社於1940年2月出版了最早的單行本。（蔣建農、邊彥軍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3頁。）此后各地開始印行《新民主主義論》的單行本。發表當年，全國各地出版的單行本有29種之多。據不完全統計，此文的各式單行本達350余種，僅新中國成立前的中文版本就有250多種。《新民主主義論》一篇既出，中共黨內人士都被其精辟的內容吸引與折服。當時在晉察冀邊區的鄧拓讀到《新民主主義論》后，寫下了一首激情昂揚的詩——《讀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萬水千山隻等閑，長城繞指到眉端。陣圖開處無強敵，翰墨拈來盡巨觀。風雨關河方板蕩，運籌帷幄忘屯艱。蒼龍可縛纓在手，且上群峰絕頂看！”（《鄧拓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頁。）
精彩的演講內容加上其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廣泛傳播，推動了《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國共產黨人內部的影響。用一個外國記者的話來總結：中國共產黨員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共產黨員，不是內戰時代及共產國際的所謂共產黨員”，“他們之中很多人已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獲得重大進步了”。（〔美〕斯坦因：《紅色中國的挑戰》，李鳳鳴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頁。）
居於邊區的黨外知識分子，談起《新民主主義論》來，也是滿心贊許。李鼎銘是陝北的著名黨外人士，毛澤東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講時，他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牙齒脫落、身體脆弱”的老人了。一生游離於政治之外從事鄉村建設的他，因不贊同共產黨的主張，加上年歲已高，以為就此頤養天年，但當他聽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演講后，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認為“新民主主義的實行……與中國人民的戰時戰后的需要相符合”。在毛澤東關於黨外人士有職有權主張的鼓勵下，李鼎銘參加陝甘寧邊區普選，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重慶方面知道，為什麼像他這樣的“士紳會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休戚相關，並且以邊區為驕傲”。（〔美〕斯坦因：《紅色中國的挑戰》，李鳳鳴譯，第37、38頁。）作為邊區鄉村士紳代表的李鼎銘，如此高度地評價新民主主義，某種程度上彰顯了《新民主主義論》之於根據地知識界的影響。
除了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新民主主義論》對身處根據地外的知識分子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盡管學界對此有所認知，但大多學者都將視線投向1945年后，比如李曉宇認為1940到1945年間，《新民主主義論》僅限於黨內的廣泛學習和討論，直至1945年前后，這篇文章才在國統區慢慢流傳開來。（參見李曉宇：《民國知識階層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有此結論，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即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嚴格限制甚至禁止中共理論宣傳，所以《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傳播受限，從而影響有限。
實際上，《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初期已經給國統區的知識界帶來了不小的沖擊。1940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有人去重慶北碚陶行知居住的碉堡商量事情，此時陶行知正在看“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即后來的《新民主主義論》”（鄺忠熾主編《陶行知與重慶育才學校》，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頁。）。大致同一時間段，同為民盟創始人的杜斌丞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任職，他也得到了一本《新民主主義論》的講話稿，立刻被吸引，於是閉門謝客，專心閱讀。（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頁。）
身在國統區的陶行知、杜斌丞得到了《新民主主義論》原版的講話稿，而在“孤島”上海的知識分子卻沒有這麼方便。歷史學家李平心1940年春在上海，從“一則印刷模糊的通訊”中看到了“當代一位大政治家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提要，不禁喜狂”。（《新民主主義的溯源與新啟蒙運動的重估》，《平心文集》第2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頁。）同在上海的教育學家沈沛霖則從友人那裡獲取了《新民主主義論》。（參見《耆年憶往·沈沛霖回憶錄》，《江蘇文史資料》第112輯，《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年內部出版，第245頁。）但隨著《新民主主義論》的傳播，國民黨收緊了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控制。1940年6月13日，國民黨給重慶新聞檢查局發來電報，稱：“奉中央宣傳部諭美宣字第13183號箋函開為某黨發表之‘新民主主義論’一文，違背抗建國策，應予查禁，函達查照等因，奉此遵查，該文內容異常荒謬，某黨於此抗戰形勢更於我有利之時，提出此種荒謬之名詞，亞系別有用（心），而其必發動黨內及同情該黨之報章雜志作普遍之宣傳亦為意料中事，除分電所屬各級審查機關審查原稿時應切實注意，凡遇有宣傳此類名詞之文字，應一律予以檢扣或刪削補送外，用特電請查照飭屬，切實注意辦理為荷。”（《重慶查禁毛澤東同志著“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代電（1940年6月13日）》，原件存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轉引自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六），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頁。）此電令一發，《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的傳播受到限制。《新民主主義論》轉而以更為隱蔽的方式，即“偽裝本”在國統區悄悄發行。（關於《新民主主義論》偽裝本的傳播發行情況，可以參見李龍如:《〈新民主主義論〉的偽裝本》，《湘潮》2009年第9期。）進步青年對真理和光明的渴望與追求是封堵不了的，“在讀者埋頭看書的時候，書店主會偷偷地塞給你一本線裝的《金剛經》，翻開封面一看，不禁使你欣喜萬分，原來這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宗泉超：《歷史上的東安市場》，北京史研究會編《北京史論文集》，燕山出版社1980年版，第228頁。）。
有意思的是，盡管國民黨三令五申限制《新民主主義論》的傳播，《新民主主義論》的原版書仍有發行。相關史料顯示，在新疆一地，《新民主主義論》發行了2萬余冊，數量不可謂不大。（參見《烏魯木齊市志》第6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38頁。）甚至在國民黨眼皮底下，《新民主主義論》也有不經偽裝出售的。據當時在成都讀書生活出版社工作的吳海如回憶，1940年10月初的一個夜晚，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送來一千多本《新民主主義論》（封面赫然寫著“新民主主義論”），囑咐要迅速將這部有重要政治影響的書賣出去。次日，書店剛開張后不到半小時，“包括郵購部分在內的一千本書就全部售完了”，國民黨隨后對書店的清查也是無果而歸。（吳海如：《為傳播真理而戰斗——憶1940年在成都發售〈新民主主義論〉》，中共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八年抗戰在蓉城》，1994年內部出版，第694頁。）
除了共產黨突破國民黨宣傳禁錮的努力使得《新民主主義論》在國統區傳播外，已經感知了《新民主主義論》魅力的年輕知識分子也冒著危險為傳播《新民主主義論》不遺余力，從而擴大了《新民主主義論》的影響。1941年2月，浙江杭州湘湖師范鄉師第12屆班級開班，學生主要是來自浙江各地的初中畢業生。一個名叫金希樹的學生已經讀過《新民主主義論》，他想把《新民主主義論》“翻印出來讓更多的人看”。他與同學裘愉堂認真謄寫《新民主主義論》，並將之油印了一百多本，除了各自拿了一部分發給當地學生外，還將“其中不少寄給浙西一中比較進步和要看書的同學以及進步的老師”。寄書也頗有技巧，“書是逐步寄出的，有時卷起來，有時用買的或用自己做的大小不同的信封寄，並用各種不同的字體寄，有時橫寫，有時豎寫。有時在古市投郵，有時到鬆陽寄出，最后一部分在1942年2月金希樹參加喈喈歌詠團到金華演出時再分多次寄出”。（陳崇賢、金希樹：《記翻印〈新民主主義論〉》，上海湘湖師范校友會編《陶行知與湘湖師范》，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金希樹想盡辦法，突破國民黨查禁和封鎖，讓其他年輕人閱讀《新民主主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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