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式成為知識界的話語模式與分析工具
《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用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話來說，《新民主主義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式確立起來了”（〔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思想》，楊彥君譯，楊德校，《黨的文獻》1992年第3期。）。許多黨外知識分子對《新民主主義論》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表現出欣然接納的態度。比如陶行知看完《新民主主義論》后，“非常高興地說：‘我們的生活教育，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一部分’”（鄺忠熾主編《陶行知與重慶育才學校》，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用李平心的話來說：《新民主主義論》“發掘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理”（《新民主主義的溯源與新啟蒙運動的重估》，《平心文集》第2卷，第357頁。），所以這些知識分子表示信服。
《新民主主義論》不僅給廣大知識分子帶來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理”，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與研究視角。1941年8月，李平心出版了歷史著作《論新中國——中國的現在與未來》。其中一章，李平心運用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及其發展進行了探析。（參見青之（李平心）：《論新中國——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香港書店1941年版。）
當時很多知識分子的言論中都出現了《新民主主義論》的論斷。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在其《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研究》的書中作序表示，自己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對大家已經講得爛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形態，企圖給予以科學的系統的說明，並對大家當作歷史使命來履行的反帝反封建號召，企圖給予以科學的明確的依據”（王亞南：《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版，《序》第1頁。）。《新民主主義論》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任務的判定成了王亞南等學者及理論家研究的依據，甚至已經被“講得爛熟”。
甚至連一些原來在立場上傾向國民黨的知識分子都自覺不自覺地拿起了新民主主義的分析工具。國民黨文人賈湘客著文介紹《新民主主義論》，大力推介其中關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指出：“誠然，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因為它已經淪陷於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去了﹔同時有些淪陷區，雖經國民政府十余年來的苦心經營，已漸從殖民地社會，轉變過來，但這次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奪過去，一切新興民族資本，付之東流，買辦階級與日寇侵略勢力，又復萌動，當然也變成殖民地社會了。”（賈湘客：《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抗戰與文化》1941年第5卷第5期。）陳安仁在研究中也經常用到這一判斷，他的《中華民族抗戰史》一書就曾指出：“在中國百年來，足（是）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它本身的地位與性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與性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之人民，是大群之弱小民族，是大群之被壓迫民族。”（陳安仁：《中華民族抗戰史》，商務印書館1944年版，第213頁。）這些國民黨文人囿於自己的立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借用相當隱晦，加上這時國民黨已經下令限制帶有“新民主主義”字眼的論著出現，但“新民主主義”的結論和內容搖身一變登上台面，這對國民黨不啻為一種諷刺。
當然，《新民主主義論》發掘的真理顯然不止於對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的判定，而有更廣泛的意蘊。該演講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開篇以“文化人”為演講對象，其內容也有關於中國新文化的歷史特點、領導關系及性質等問題的明確指示，所以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該是該篇的一個重要指向。事實上，“文化人”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指引下，也在致力於建構新的文化。1940年5月下旬茅盾來到延安，毛澤東送給他一本《新民主主義論》。茅盾坦言，延安時期自己閱讀的眾多書刊中，特別看重的是“《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以及第二期上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的任務》（洛甫）”。之所以如此看重這兩篇文章，因為“自抗戰以來，關於文化如何服務於政治，我們抗戰勝利以后將要建設怎樣一個新中國，新中國的新文化又是怎樣一個面目、性質，以及近20年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是向了怎樣一個方向發展，以及今后任務是什麼，——這一切有關中華民族文化百年大計的問題”，雖有人“零零碎碎”地談過，但像毛澤東、張聞天“那樣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視與指針的，實在還不曾有過”，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事實上，茅盾在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才從根本上認識到了中國文化革命的性質、方向、路線及其特點問題，逐漸糾正了以前對魯迅評價偏低的偏頗。所以在魯迅去世四周年之際，茅盾發表了論文《關於〈吶喊〉和〈彷徨〉》。文章不僅表明自己糾正認識偏頗的歷程，還批判了當時學界對魯迅前期思想發展估價不足的傾向。（參見《關於〈吶喊〉和〈彷徨〉》，《茅盾全集》第22卷，第156—159頁。）茅盾也頗為推崇新民主主義建構的話語。他讀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以魯迅為領導者”的“五四”“新軍”那段話后，向蕭三推薦：“‘新軍’這兩個字，就是指最先進最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新思潮的力量，而在邊區和延安，就是這種力量的體現。”（朱子奇：《我心目中的茅盾》，萬樹玉、李岫編《茅盾和我》，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6頁。）
新中國成立前夕，用新民主主義的視角與結論分析問題成為不同學科的一種共同做法。當時標題出現“新民主主義”字樣的專著很多，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許滌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論》（香港中外出版社1948年版）、秦可紅的《新民主主義與新民主國家》（知識書店1949年版）、朱智賢的《論新民主主義教育》（北平文光書店1949年版）、潘朗的《新民主主義的道德》（香港智源書局1949年版）等，這些著作將新民主主義的結論貫穿於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學科的研究與分析中，讓《新民主主義論》有了一種方法論的意義。
知識界用共產黨的術語與思想理論分析問題並不始於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早在20世紀30年代，很多知識分子包括反對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都自覺不自覺地運用階級、土豪、產業等馬克思主義術語。張東蓀就批評時人難以“跳出”馬克思“如來佛的掌心”，常常“落在馬克思的窠臼中”。（張東蓀：《階級問題》，《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20日。）批評歸批評，張東蓀也不由地運用這些自己極力反對的術語。20世紀40年代知識界廣泛運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結論與話語是對20世紀30年代這種趨勢的推進。如果說30年代知識界主要從馬克思主義原典中找尋分析工具與話語模式，那麼《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知識界則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了另一個維度，即借用和推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斷和形式，不僅內容上服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而且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式運用於研究中。
總而言之，《新民主主義論》的適時發表與傳播，有力地回應了國民黨的理論攻擊。更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義論》宣示了中共新的革命與建國篇章，消除了一些知識分子對中共的誤解，成為他們最終選擇中共的重要原因。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新民主主義論》形塑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話語模式，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論與術語成為知識界的分析工具，代表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作者王毅，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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