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2】

近半個世紀無從查証的三大會址終被確認

黨成立初期，活動多為秘密和地下狀態，對於三大的記述也是寥寥無幾。不論是當事人回憶，還是各種相關材料，在談到三大會址時，多籠統地稱為“廣州東山”，但具體東山區什麼位置，就沒人講得清楚了。

三大結束后整整 49年，三大會址確切地點一直不為人知。直到1972年，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最早提出尋找會址的是三大代表徐梅坤。“文化大革命”前，當時在國務院參事室工作的徐梅坤寫信給廣州有關部門，提供了三大會址的一個具體線索：東山恤孤院路。但這一說法范圍太廣，無從下手。1958年，徐梅坤曾親自來廣州東山恤孤院路尋找三大會址。“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的一些群眾組織，也曾進行三大會址的調查工作。但這些努力都沒有實質進展。

為了查實會址的具體位置，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革命委員會於 1972年 1月 17日向廣州市革委會作了《關於復原中共“三大”舊址的初步設想和調查方案的請示報告》，決定找當年曾參加三大的代表們直接調查，以便收集比較准確的回憶。

經批准后，一方面，調查組組織人力前往武漢訪問黨的三大代表羅章龍。羅章龍回憶說：“黨的三大會議期間曾住過中共廣東區委，在該處往東南面走約五六裡地就到會址，會址所在地是一條不大寬的馬路，會址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住房（指新河浦路春園 24號）不遠。 ”

另一方面，邀請徐梅坤來穗查勘確定黨的三大會址位置。1972年 10月，經過幾番波折，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人再度來到廣州，協助調查組尋找黨的三大會址。當走到恤孤院路一棟三層仿西式的花園別墅前，徐梅坤老人抬頭仰望，屋頂上赫然刻著“1922”四個阿拉伯數字。 看到這四個數字，老人激動異常。他說：“這座別墅叫逵園，三大會址就在它對面。”他還說，當年開三大時，透過窗戶，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這幾個字，因此印象特別深刻。徐梅坤還回憶說：會議期間，馬林、毛澤東、張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園，並在春園吃飯﹔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於樹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孫雲鵬、陳潭秋等住在會址樓上，吃飯在樓下。廣東代表都在家住，吃飯在會址。譚平山回家吃飯。﹝6﹞

盡管三大會址的調查還有一些存疑的細節，但到 1972年底，三大會址及其建筑樣式、內部布局等總體輪廓已漸清晰。特別是會址得到確認 :原東山區恤孤院后街 31號，1972年時為恤孤院路 3號。

1972年 12月，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革委會向市革委會正式提交《關於復原“中共三大”會址的請示報告》，提出 :“根據保護文物‘恢復原狀，以存其真’的原則，按當年‘黨的三大’會址原貌進行復原……征用‘春園’、‘簡園’，按原狀修繕……”

一年多后，即 1974年初，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文化組提交復原黨的三大會址的報告。國務院國家文物局復函，建議以省委名義向中央直接請示。省革委會遂又向中央提交一份請示報告。但由於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未結束，一直沒有收到中共中央的批復。耽擱下來，眨眼就是 20多年。

雖然黨的三大會址未能復建，但在 1979年，該處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春園、簡園、逵園也陸續成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 20世紀 70年代開始，廣東黨史、文物專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議修復舊址。到 20世紀 90年代初，恢復重建三大會址的各界呼聲漸高，引起廣東省委關注。此時，黨的一大、二大、七大的會址都已得到保護或復建。

2000年 1月 3日，廣州市文化局向省文化廳上報《關於復原“中共三大”會址問題的請示》﹔4月 17日，市政府召開會議研究黨的三大舊址保護及陳列館建設工程事宜﹔7月 24日，市文化局向市發展計劃委員會報送《關於“中共三大”舊址紀念館項目建設建議書》……

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和廣東省委領導的重視關懷下，黨的三大會址復建問題終於再次提上議事日程。為了研究和保護這一重要革命遺跡，廣東省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收集資料工作。2006年初，廣州市文物部門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對三大會址進行了發掘、考証。三大會址得到了科學的確認。這些工作為三大會址的保護提供了翔實的科學依據。

對於修復三大會址和中共中央機關舊址、建立紀念館的工作，廣東省委省政府、廣州市委市政府給予高度重視，省市各有關部門主動配合、大力支持，廣東省、廣州市投入 8000萬元，經過數載周密規劃，僅用短短 6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2006年7月1日，時隔三大召開 83年之后，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 85華誕之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文物局、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廣州市委在廣州聯合舉行中共三大會址、中共中央機關舊址保護工程暨紀念館落成典禮。

塵封了80余年的黨的三大會址，終於攜帶著那一段珍貴而激情澎湃的歷史，再現於全國人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