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三大為何選址廣州

黨成立后設中央局於上海。1922年 5月，共產國際代表就曾主張將中共中央局和黨的整個工作重心遷到廣州。陳獨秀在三大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要准備召開黨代表會議，所以我們就把中央委員會遷到廣州。”

那麼，為什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一定要在廣州召開黨的三大呢？

廣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故鄉，也是眾多近代志士仁人如洪秀全、康有為等抵御外侮、反抗黑暗勢力，立志變革中國，追求民族解放而英勇戰斗的一片熱土。辛亥革命后，以廣州地區為中心的革命運動從未停止過。孫中山屢次舉行的護法運動，都是以廣東為基礎，依靠南方各派政治勢力進行的。

廣州是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長期進行革命活動的根據地，革命的氣息一直比較濃厚。而早在廣州黨的早期組織創建時期，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就應陳炯明的邀請來到國民黨治理下的廣州，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對陳獨秀的身份和政治態度，孫中山、陳炯明都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們對陳獨秀的革命活動卻沒有進行任何限制。在陳獨秀的直接領導下，廣州黨的早期組織很快成立，黨的各項活動迅速展開。一時間，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廣東掀起高潮，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各行業工會紛紛成立。而這時的中國北方還在軍閥統治之下。

黨的一大后，廣東黨的組織迅速發展，黨員人數由最初的 9人發展到二大時的 30多人，數量僅次於上海，名列全國第二。團的組織也迅速壯大，到 1922年 3月，團員人數達 500多人，其中廣州就有 400多人，並組織了佛山、肇慶、新會、東莞、蕉嶺和廣西梧州 6個分團。工會組織更是發展迅猛，到 1922年夏，廣東的工會組織達 200多個，工會會員有 20多萬人。就連一向不被關注的農民運動，在廣東也展開了活動。特別是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更是開展得有聲有色。對共產黨開展的各項革命活動，孫中山和國民黨不但沒有進行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動中，兩黨還密切配合、互相支持。

1922年 1月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是兩黨合作領導取得勝利的一個光輝典范。通過這次合作，孫中山、張繼等國民黨領導人對中共刮目相看，認為中共是有群眾基礎的黨，“共產黨在全國的力量比我們大”。同年 5月 1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組織召開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時熱情邀請國民黨參加，國民黨在大會中也始終配合中共，使大會得以順利進行。從此，兩黨有了更多彼此間的理解和信任。

國共兩黨在廣州的良好關系以及共同營造出來的高漲的革命氣氛，使前來考察的蘇俄、共產國際代表對廣州產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增強了他們實現國共兩黨合作的信心。

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書記處派往廣州的代表利金在 1922年 5月給遠東書記處的報告中，就廣州革命運動的狀況作出了很好的評價，明確提出了“中央局遷往廣州”的主張，並指明理由如下：“1．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2．在廣州有最先進的工人運動﹔3．最后，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利金還說：“南方是國民黨的活動舞台，如果我們共產主義小組中央局遷到廣州，這種情況就有助於把國民革命運動的各種聯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在南方，中央局較容易把勞動群眾從國民黨的影響下吸引過來，使之接受共產主義小組的影響。”﹝2﹞

參加完黨的一大后到廣州進行考察和拜會孫中山的馬林，為他的這次南方之行大為振奮。他承認，這是他在中國期間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他說，在上海所看到的情景曾使他對中國革命運動及其前途感到悲觀，而南方之行卻使他堅信，在那裡能夠為革命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還斷言：“隻有廣州是我們共產黨人能開展工作的唯一地方。”

這樣，共產國際於 1922年 7月 18日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同志（指馬林——引者注）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 ”﹝3﹞

但是，國共兩黨共同推動革命運動掀起高潮的良好政治環境，因陳炯明的叛變一時受到很大的沖擊。8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又通知中共中央，由於“孫逸仙和陳炯明之間的斗爭使南方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因此，我們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轉移，應該推遲到南方各種力量的對比更加明朗的時候”。﹝4﹞

1923年 1月，陳炯明被驅逐出廣州，孫中山重新回到廣州，重建軍政府，革命的形勢迅速好轉。首先是廣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得到了整頓和恢復，各項工作迅速展開，工會組織得到重建，工人運動也重新活躍起來。其次是重新回到廣州的孫中山，由於指導思想上開始奉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對民眾的革命斗爭更加積極，對共產黨的態度更加友好，對實現國共合作更加主動。特別是他親自領導進行的國民黨改組更是進行得如火如荼。為了徹底使國民黨脫胎換骨，孫中山任用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等大量的共產黨員從事改組運動，吸收包括工人、農民在內的基層群眾的新鮮血液充實國民黨。這樣，在廣州，國共兩黨的關系愈發密切，革命斗爭的政治氣氛愈發濃厚。

正是非常看好廣州這種良好的革命氛圍，第三次來華指導中國共產黨實現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再次提出將中央局遷移到廣州的意見。他 1923年 5月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紅色工會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和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我們在廣州有充分的行動自由，而且隻能在這裡公開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和勞動大會。曾問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長沙舉行青年代表大會，也曾問及北京代表，回答是：隻能召開一個秘密的小會。 ”﹝5﹞大約在1923年 5月，中共中央機關由上海遷至廣州。

總的來講，廣州不但是當時南方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而且共產黨在廣東有較好的發展，且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系始終是比較良好的。

所以，當蘇俄、共產國際將對華戰略重心南移，正式確定孫中山為其在華合作對象，並要求中國共產黨盡快實現同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時，當中國共產黨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召開黨的三大以研究國共合作問題時，將會址選在廣州，是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