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3】

三大代表的分區推選和秘密赴粵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開展工人運動。在 1922年初香港海員大罷工后持續 13個月的時間裡，全國發生大小罷工 100余次，參加人數 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1923年 2月 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 3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 7日，軍閥吳佩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黨在斗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不行的。帶著這些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人投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也稱國民革命）運動。

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馬林提議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傳到中國后，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進行大會代表的推選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四個區，區黨組織的名稱叫區委員會。各區委員會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選派代表參加三大。

據當時北方區委負責人之一的羅章龍回憶，1923年 5月間，中共中央從上海來信，內容是關於召開三大的問題，要求北方區按照中央的規定選派代表參加。根據中央通知，北方區委進行了討論，並向鐵路、礦山和北方區各大城市黨支部下達通知，說明中央召開三大的意圖，要求各支部重視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長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產業工人區都要派人參加。

中央規定參加三大的條件是：第一，主要是產業工人﹔第二，各區委書記可以來，但不要都來﹔第三，工運負責人。

羅章龍回憶說，中央關於召開三大的通知文件到達后不久，“中英”（中央代號）又單獨寫了一封信給時任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和他，內容是了解北方區參加三大的准備工作，並要求李大釗和羅章龍前去參加三大。

最終，北方區委選出李大釗、羅章龍、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為代表，其中絕大多數是工人，共青團組織也派出負責人參加，這是全國各區派出代表人數最多的。

其他區也或指定或通過選舉，派出了代表。兩湖區有毛澤東、陳潭秋、項英等，江浙區有徐梅坤、王振一、於樹德等，廣東區有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等。中央代表為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此外，從法國回來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

在黨的三大前，全國各地共推選代表40名。馬林在1923年6月25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平江（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蘇學生支部）。”﹝7﹞

三大代表選出后，分批秘密赴粵。以北方區委為例，選出的 12名代表分三批走。為了保密，不坐同一條船，不乘同一趟車，不同一天走，但時間相隔不遠。路線是由北京坐火車經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廣州。和羅章龍一起坐船的有湖北省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項英。到廣州后，章龍住在中共廣東區委，其他代表則由廣東區委派交通員帶到指定的地點居住。廣東區委對外的代號叫“管東渠”。羅章龍回憶說：“我們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有時在譚平山家，有時在廣東區委，有時在馬林家，有時在其他地方。中央負責同志也不住在代表宿舍，每次開會都是有人帶路。其他代表則住在代表宿舍。”﹝8﹞

江浙區代表、時任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也較詳細地回憶了他們一行六人赴廣州參加三大的過程。他說：

“我和王振一從上海坐船到廣州去開會，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於樹德、金佛庄共六人。於、金兩人是自己出的路費。記得當時於樹德沒有錢，急得沒辦法，我給他出主意，讓他把鄰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船不能從上海直開廣州，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記得在香港和李大釗上岸去還喝了一點酒。船到廣州，在太古碼頭上岸。這時，天氣已經很熱，街上賣荔枝的很多，價錢很便宜。到廣州后，廣州黨組織派人來接我們，是在長堤碼頭。因為我們互相認識，所以沒用介紹信。我們都沒有帶行李，隨身隻有一個小包。一上碼頭就沿珠江岸邊步行到‘三大’會址。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休息了兩天才開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