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民的“總服務員”【4】

這裡，是幾個關於周恩來照相的故事。

中國照相館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這是一個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熱鬧地方。這家照相館技術高，服務好，所以生意特別興隆，南來北往的人們都願意在這兒拍照。1956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中國照相館裡，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個人走了進來，啊！是周總理，大家紛紛向他問好。周恩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進照相室。照相室裡有一位戰士，正擺好姿勢准備照相。他一眼看到周總理，馬上敬禮，一定要讓總理先照。周恩來說：“你先照，我等一下沒關系。”那戰士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周恩來同他握手、攀談，問他叫什麼名字，在哪個部隊，戰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別。給總理照相，這家照相館還是第一次，攝影師有些緊張。周恩來說：“不要緊張嘛，一切聽你們的。”他坐在那裡，按照攝影師的要求移動著臉和身體的位置。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攝影師想多拍幾張以便選取最好的作品。“總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來？”攝影師說。周恩來笑了：“我的右手受過傷，放不下來呀！”“啊，真對不起！”“沒什麼！”照完相，周恩來同攝影師和助手握手，連連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照相館的全體職工，精心沖洗拍好的照片，還特意挑選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張，代表全店職工贈送給周恩來。周恩來接這照片非常滿意，他派人送來四張照片的錢款，還特意送給攝影師和職工每人一張照片，作為紀念。這張照片，在周恩來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會會場上。如今，幾乎全世界都熟悉這張照片了。在照片上，周恩來親切地微笑著望著每一個人。

1961年4月15日到西雙版納景洪。午飯后，周恩來接見州縣干部，在合影留念時，西雙版納報社25歲的刀維漢因既興奮又緊張，慌亂中相機剛照了一張就出了故障，片子卷不過去。此時，其他記者都已經拍攝完畢，僅剩小刀一人在滿頭大汗地修相機。州委領導考慮到周恩來馬上就要乘車返回思茅，就請他去休息，但周恩來沒有動，親切地注視著身穿傣裝的刀維漢對大家說：“同志們，等一等，他是年輕的傣族記者，給他個鍛煉機會，讓他照幾張吧！”西雙版納4月的中午，驕陽似火，周恩來在炎炎烈日下站著等了好一陣，直到小刀將相機修好，照完相后才離去。

1973年1月9日，意大利著名攝影家焦爾喬·洛迪想給周恩來拍照。當他近距離觀察周恩來的時候，他被深深感動了：“他的微笑，他的高雅氣質，他的沉著穩重和高大形象立刻打動了我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個非常有涵養而且高雅的人，他的確懂得預知未來，預知自己的國家。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但我認為，如果說毛主席是一個偉大國家的舵手的話，周總理則憑他的勇氣為這個國家照亮了前進的道路。這是我的一點看法。”在他接近周恩來的時候，他說：“總理先生，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撒了謊，我向別人謊稱沒有帶照相機，但實際上我帶了。因為這是唯一的機會能為您拍一張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機會、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這麼好的運氣給您拍照了。”周恩來看了看焦爾喬·洛迪，幽默地說：“滿頭白發的人也會說謊嗎？”“是的，總理先生，我是說了謊。但是，如果可能的話，如果您願意的話，我這是第一次請求您，耽擱您一小會兒時間讓我為您照一張相。”周恩來對他笑了笑，說：“面對一個滿頭白發的人，我總是願意的。”焦爾喬·洛迪讓周恩來坐下來，拍下了第一張照片。但那時周恩來的眼睛幾乎是往地上看，焦爾喬·洛迪認為這張照片不太好。於是，走近周恩來，對他說：“總理先生，我不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師，您能給我一個機會再為您拍一張照片嗎？”周恩來同意了。當焦爾喬·洛迪正在取景時，周恩來的一個秘書從遠處叫他，他的目光移向了遠方，朝著中國的未來看去。就這樣，焦爾喬·洛迪拍下了第二張照片。這張照片一發表，很快傳遍了千家萬戶，曾被鄧穎超贊為“恩來生前最好的照片之一”。

對革命先烈，周恩來一直念念不忘。

陳友才是戰爭年代周恩來的警衛參謀，抗戰初期犧牲了。這件事情，周恩來一直記在心裡。原延安地委書記土金璋回憶：1970年6月1日，鄧穎超大姐到延安來，在寶塔山跟我說起這個事。她說：“金璋同志，我有一個事情要跟你說一下，我這次來的時候，總理跟我說，陳友才同志是替他死的，你要想辦法把那個墳墓給找到。”這是周總理的指示，鄧大姐轉告的。我們就找過去在直屬隊的周恩來的警衛員，查資料，問群眾。經過我們調查研究，還組織了幾個人，基本上搞清楚了陳友才的墳墓肯定是在清涼山上。但是清涼山烈士的墳墓比較多，大致的位置大家講是靠南邊，到底是哪一座，說不清。1973年6月9日周總理來延安，他問我：“哎，我請大姐跟你說的那件事，你給我辦得咋樣啊？”我知道這就是問陳友才的墳墓找到沒有。我向他詳細匯報了。他把當時的戰斗經過，他怎麼脫險，給我說了一遍。大姐說過一遍，恩來同志又親自和我說了一遍。總理跟我講，陳友才是替他死的。陳友才身上裝著他的一個名片，他當時做交際和聯絡工作。陳友才穿的衣服比較整齊的，一身黑衣服，戴著一個禮帽，長得也很精神，結果敵人以為打死的就是周恩來，所以就沒繼續追。恩來同志講：“敵人從西面那個溝翻過去，走了。他們都是長槍，我們都是短槍，敵人要是拿長槍射我，打我，我們也走不了。敵人要是追趕我，我們人少，武器只是短槍，也不好脫險。正因為敵人在陳友才身上找到了我的名片，所以沒有追，陳友才是代替我死的。”土金璋感嘆，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他的一個警衛參謀犧牲了這麼多年，一直念念不忘。直到1973年，還那麼認真地要把陳友才的墳墓給找到，這說明他的高尚品格，心中始終有他人，給人以非常深刻的教育。

周恩來和葉挺的友誼非比尋常。葉挺在同好友談起周恩來時曾動情地說：“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周公也。”這些話語飽含了他對周恩來的全部感情。在周恩來生命的最后日子裡，也想起了葉挺。有一次他對工作人員說，想喝六安瓜片茶。這並不是很有名的茶，工作人員奇怪，總理為什麼忽然想喝這種茶？喝完茶，他才對工作人員說：“想喝六安瓜片，是因為想起了葉挺將軍。抗戰初期，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時，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了這茶，就好像見到了葉挺將軍。”聽著一個生命垂危的人這樣深情地懷念戰友的話語，工作人員深深地為這種深厚的戰友情誼所感動！

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孩子，但他們都很喜歡孩子，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也天真得像孩子。

原中顧委秘書長、國家體委主任榮高棠回憶：革命時期，紅岩有個樂氏家族。我的兒子3歲，名字叫小樂天，是周副主席和鄧大姐起的。我保存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周副主席抱著我的兒子小樂天，旁邊站著的是葉挺將軍的小女兒揚眉﹔另一張是鄧大姐抱著小樂天，周副主席在照片旁題了詩，寫著“賽樂天題雙樂天圖”，他自稱賽樂天。他們工作之余休息的時候，常常過來抱孩子玩一會兒。鄧大姐說，這孩子愛樂，就叫樂天，他叫小樂天，我就是大樂天，所以周副主席自稱賽樂天。詩是這樣寫的：

大樂天抱小樂天，嘻嘻哈哈樂一天﹔

一天不見小樂天，一天想煞大樂天。

周恩來還撫養過一些烈士遺孤，對這些烈士子女關懷備至。革命戰爭年代，周恩來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教育、看護，並且親自到蘇聯去與斯大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當周恩來的表姐龔志茹遺憾地說：“唉！美中不足的是你們沒有一個孩子”時，周恩來反駁說：“誰說沒有？我們有十個！他們的父母是為革命而犧牲的，我們就擔當起父母的責任。他們都生長得挺不錯嘛！”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天下著大雨，北戴河外賓閱覽室裡，忽然電話鈴響了。管理員小王拿起話筒一聽，原來是北戴河療養所外事處的一位同志打來的，說是有位領導要看世界地圖和其他一些書籍，請圖書室的同志給送去。小王看了一下牆上挂的借書規定，又望了望窗外正下著大雨，就委婉地回答說：“圖書室有規定，這些書不外借，如果需要請到圖書室裡來看。”小王放下話筒，又望著窗外越下越大的雨，心想：這樣的天氣，一定不會有人來借書了。不一會兒，圖書室的門開了，走進一個身材魁偉的人，手裡拿著一把水淋淋的雨傘，褲腳已經濕透了。他走到小王面前，笑著向她借書。小王把書拿出來，抬頭把這位同志仔細看了看，驚叫了一聲：“啊，是周總理！”她趕緊把書捧給總理，后悔自己在電話裡沒有問清是哪位領導借書，早知道是總理，無論如何也要給送去。她望著總理，喃喃地表示歉意。周恩來爽朗地笑著說：“你把圖書管理得很好嘛。有一套制度這很好，沒有章程、制度，辦不好事情。無論什麼人都應遵守制度。”說完，就拿起書坐在桌邊認真地查閱起來。離去時，周恩來握著小王的手，再次說：“一定要辦好圖書室。”小王激動地表示：“聽總理的話，改進工作，辦好圖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