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民的“總服務員”【6】

曹禺是“大器早成”，如鄧穎超評價的，他“從青年時，就是一位才華出眾的劇作家。”他青年時代寫的《雷雨》以及后來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觀眾。1946年，他接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經上海赴美講學，后來在周恩來的邀請下回國。1949年，在中共地下黨保護下，曹禺順利回到北平，投身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為新中國戲劇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周恩來和曹禺有相同的經歷和愛好。他們都曾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中學時代受到相同的教育和影響，而且他們都熱愛話劇。1990年，鄧穎超在祝賀曹禺從事話劇活動65周年時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周恩來同志和我“在少年時期就熱愛戲劇，並有小小的嘗試，這是我們倆的共同愛好。”他們相識也得益於對話劇的熱愛，鄧穎超曾對曹禺說過：“我們相識了幾十年，相識是由你的話劇作為橋梁的。”曹禺的成長伴隨著周恩來的關懷。周恩來喜歡看曹禺的戲，抗戰在重慶時，凡是曹禺的劇本演出，隻要有空，就和鄧穎超一起去看，是忠實的觀眾。幾十年后，周恩來談起當年觀看曹禺的戲，還是記憶猶新，回味無窮，他說：“我在重慶時對曹禺說過，我欣賞你的，就是你的劇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還說過：“我是熱愛他作品的一個，推薦他作品的一個。”1961年，周恩來曾幾次觀看《雷雨》的演出。有一次，他看《雷雨》時，指出於是之的台詞聽不清，劇場經理為之解釋說：“總理坐的第七排的座位是聲音效果不好的地方，后邊十排左右的座位反而好些。”又一個晚上，周恩來再次去看《雷雨》，他就執意坐在十一排，並向劇場經理說他一定要坐在這個位置聽聽聲音效果如何。演出中，周恩來還指著台上的於是之問旁邊的觀眾，他的話你能聽清楚嗎？身旁的觀眾也反映聽不清楚。戲演完后，為了體諒演員，他並沒有一開口就批評，而是說了許多自我批評的話，然后才批評於是之讀詞聲音太輕，使觀眾聽不清，影響演出效果。同時，周恩來還正面提出一個演員在台上要“目中無人，心中有人”的精辟見解。他說：“眼睛老看觀眾就忘了戲裡的環境和人物關系，但隻顧自己的真實，心裡忘了觀眾，聲音小得叫人聽不見，也就沒有了‘群眾觀點’。”

歐陽予倩於1889年出生，比周恩來年長9歲。周恩來對歐陽予倩十分敬重。1939年，周恩來途經桂林時，受到桂林文化界包括夏衍、田漢和歐陽予倩等100多人的歡迎。當時，歐陽予倩的話劇本在國統區影響很大，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和勇氣。他的名作《桃花扇》鋒芒指向就是汪精衛漢奸政府，以及在外敵面前不予抵抗的腐敗殘暴的反動勢力，激發了國統區人民的抗日熱情。周恩來十分欣賞他的愛國心和勇氣。新中國成立后，《桃花扇》又出現在話劇和京劇舞台上。對主人公侯朝宗的刻畫，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周恩來沒有就戲的人物定位發表意見，而是對歐陽予倩的勇氣予以肯定，他說：“歐陽老到晚年還給侯朝宗翻案，否定侯朝宗，很有勇氣。”對創作中的不同意見，周恩來總是真誠地提出自己的看法。1957年9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為了紀念話劇運動五十周年，演出了歐陽予倩、田漢的《潘金蓮》和《名優之死》。對潘金蓮的人物定位，有人認為這是為潘金蓮翻案。歐陽予倩說：“我沒有為潘金蓮翻案，只是想寫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封建道德的束縛，有錢有勢的男人對女人的壓迫蹂躪，可以造成罪惡的悲劇，我不過是想借這個人物描繪一下這一矛盾罷了。”周恩來對此劇也很關心，他對田漢說：“歐陽老當時這麼寫是可以理解的，作者之意在於同情被壓迫的婦女，是反封建的戲。”同時也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指出這樣寫潘金蓮不合適，認為創作“要選真正的典型”，而“潘金蓮由反抗到墮落，與西門慶通奸，殺害武大郎，如果同情潘金蓮，就有問題了。”他說：“《潘金蓮》有毛病，我看后一晚沒睡覺，甚至想到怎麼修改。但很難改，有很多矛盾不好解決。我們的戲曲從來都是同情被壓迫的女子，如王寶釧、白娘子、祝英台、穆桂英，因而帶有人民性、進步性。有些人物是典型，值得同情，但潘金蓮這個典型沒有找對。”周恩來在小范圍內談了意見，請田漢向歐陽予倩轉達，還特別囑咐：“不要登批評意見，如果歐陽老自己願意寫，有時間寫，也可以寫一篇，不寫也可以。”

他親自培養、介紹程硯秋入黨，不止一次到程家促膝長談。周恩來認為，程硯秋有民族氣節，又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代表一個方面，在戲劇界有較大影響，介紹他入黨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這樣做，給戲劇界指出了他們努力的政治方向。

1962年，一個細雨蒙蒙的下午，一個撐著油紙雨傘的人，敲響了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蓋叫天的家門。蓋叫天應聲開門，一看是周恩來，急忙用顫抖的雙手接過周恩來手中的雨傘，說：“總理啊！您冒雨前來看我，這可擔當不起啊！哪朝哪代，有宰相登門拜訪一個玩把式的？”周恩來把手一搖，笑著說：“唉！哪個朝代人民不愛‘國寶’呢？今天晚上你還要為外賓演出哩！”蓋叫天說：“我正忙著練功准備！”周恩來說：“你呀，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呵！”周恩來和蓋叫天親切地攀談了一個多小時。晚上，周恩來陪同外賓觀看了蓋叫天的演出之后，又一次到后台看望他。蓋叫天正光著脊梁，赤裸著上身在洗臉卸裝。旁人要招呼蓋叫天，周恩來一面搖手阻止，一面拉過凳子坐下，慈祥地看著他卸裝。蓋叫天正對著鏡子埋頭揩擦油彩，抬頭猛見鏡中映出周恩來慈祥的笑容，回轉身來，又驚又喜地說：“啊，總理，您是宰相，要在過去，我這樣赤身裸體，就會犯大不敬之罪的啊！”周恩來脫下身上的夾大衣披在蓋叫天身上說：“那是過去呵，今天，你是‘國寶’，我是人民的服務員啊！”

在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看到老舍先生穿著笨重的氈靴，在交談中了解到老舍的住房是舊磚地，又涼又潮，因為個人買不到木材換不了地板，即告北京市領導同志幫助解決，並派人前往察看，做了防潮處理。老舍當時就高興地說：“我出錢！”周恩來還親自到他家中看望，和他探討修改上演的劇目。老舍不止一次深情地對家人說，他對周恩來崇拜得五體投地，敬佩萬分，從心眼裡把他當成自己的良師益友。

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張瑞芳說：跟周總理接觸，他的身教、言教，處處都是，不是說沒大沒小，就是覺得真親，什麼話都想說，所有浮上來的思想，都可以和他講。我覺得跟他談話，應該說是一種靈魂淨化。我感覺跟他談了以后，總有所得。因為他也不是隨便就下結論的，他有時也原諒我們的弱點，看你怎麼對待你的弱點。看到你在糾正你自己，他非常鼓勵你。20世紀60年代，演《紅色宣傳員》那個戲，在電話裡，周總理說，希望你們在生活和工作時學習政治，你要學習活的政治。我說，好，我記得了。“為什麼我們共產黨員，傾聽群眾的意見，走群眾路線是我們最重要的。”周總理說，“你知道為什麼？”他解釋說：群眾最善於從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問題。他最熟悉的是他的角度。他跟你談，馬上就三句話不離本行。比如我跟總理談話，我就談戲。周總理說，作為領導人，不可能熟悉到那個程度。所以他說傾聽群眾意見，群眾善於從自己熟悉的角度提出問題。周總理在傾聽時，他的眼睛那樣專注地看著你，盡管你說得亂七八糟，或者有些東西好像不是那樣的有條理，但他很清楚你在說什麼。

周恩來對他的三位母親，更是充滿濃濃的親情。

周恩來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紹興縣（今紹興市）。在富饒、美麗的蘇北平原，有座文化古城淮安，城內有條叫駙馬巷的小巷，巷中有一所三進院落組成的宅院。1898年3月5日，東宅院的一間屋子裡忙碌異常，在一位產婦的呻吟聲中，一個男嬰出生了。他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出生的第二天，他的父母給他取幼名叫“大鸞”。傳說中，鸞是一種與鳳凰齊名的神鳥。周恩來的生母姓萬，小名冬兒，在家排行十二，大家叫她萬十二姑，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強干、樂於助人的女人。由於萬氏性格爽朗，待人接物禮節周全，家族間發生了糾紛，常要請她出面調解。這對周恩來的性格的養成是很好的熏陶。1899年初，周恩來最小的叔父周貽淦一病不起。為了使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為使他的妻子陳氏有所寄托，周恩來的父母決定把自己不滿周歲的頭生子周恩來過繼給他們“沖喜”。陳氏寡居后，養子周恩來成了她唯一的希望與寄托，她把最熾熱的母愛無私地獻給了年幼的周恩來，養母陳氏出身書香門第，勤於書畫，愛好詩文，是周恩來的文化啟蒙老師。5歲起，陳氏每天教他讀書識字，背誦唐詩宋詞，還給他講故事。養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幼年周恩來性格的形成、文化修養的提高影響很大。為了更好地照顧周恩來，陳氏還為他請了一位勤勞善良的乳母——蔣江氏。從蔣媽媽那裡，周恩來學到的是另外一種知識。蔣氏勤勞簡朴，在用乳汁哺育小恩來的同時，也向他灌輸了朴素的感情。春天到了，小恩來和蔣媽媽種了幾棵南瓜。秋天，結了幾個大南瓜，小恩來高興極了，從心裡欽佩蔣媽媽。

三位母親，把同樣的慈愛給予周恩來，也以不同的性格，給周恩來以不同的影響。周恩來的一生，從性格、學識、修養到為人處世等方面，都受到他母親的影響。生母、嗣母、乳母，三位親人的教育和啟蒙，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旅歐時期，他寫的一封表明自己“當信共產主義原理”的信中說：自己一來“天性富於調和性”，二來“求真的心又極盛”。這兩大性格都與三位母親的早年熏陶有關。周恩來生母萬氏對周恩來成長影響很深。他在日本留學時期的日記裡，多次寫到對生母的懷念。每逢新年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都無限思念親人，時常“想亡母，不能成眠”。1920年，他因領導學生運動在天津被捕，在獄中曾寫了《憶娘母》，回憶生母萬氏。1945年抗戰勝利后，周恩來在重慶對新聞記者說：“35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墳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又一次深情地回憶母親：“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與親屬談話時又講道：“封建家庭一無是處，隻有母親養育我，還是有感情的。”對養母陳氏，周恩來曾對美國記者說：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貽淦已經去世，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扶養。嗣母“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5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周恩來10歲時，兩位母親相繼去世。1918年，嗣母去世十周年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把帶來的母親親筆寫的詩本打開來念了幾遍，焚好了香，靜坐了一會兒，覺得心裡非常的難受。那眼淚忍不住地要流下來。計算母親寫詩的年月離現在整整的26年。那時母親才15歲，還在外婆家呢﹔想起來時光易逝，墨跡還有，母親已去世10年，不知道還想著有我這個兒子沒有。”可見對嗣母的懷念之深。周恩來對乳母也懷有深深的情誼。乳母蔣江氏是位勤勞、朴實的勞動婦女，周恩來從她身上學到了勞動人民的勤勞、朴實，從小就對普通勞動者有心靈上的溝通。他對乳母一直懷有感激之情。新中國成立后，還記挂著乳母。

“周恩來，字翔宇”，這是他早年發表文章及留學日本、法國時常用之名。周恩來如此珍愛此名，其中飽含著他對老師的敬重與緬懷。早年，周恩來曾在沈陽東關模范學校就讀於高盤之先生。1913年，周恩來畢業后南歸天津，高先生斟酌忖度，命字翔宇，願這位大志青年如鯤鵬翱翔宇宙。周恩來始終不忘恩師的教誨。在延安時期，一位外國記者問道：“閣下，以您的出身情況，是如何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他回答說：“少年時代在沈陽讀書時，得山東高盤之先生教誨與鼓勵，對我是個很大的促進。”1950年12月，高先生的兒子高肇甫接到電話，來到總理辦公室。“肇甫呀，剛剛建國，很忙。今天抽時間，咱們見見面。”周恩來邊說邊笑著握住了高肇甫的手，情殷意切地說，“沒有高老師的教導，我不會有今天。”1961年，高肇甫夫婦帶著3個孩子回北京探親。周恩來獲悉后，接見了他們全家。飯后，周恩來讓秘書搬出一包禮物托他們帶給師母，並附上放大的老師照片一張。想不到周恩來戎馬倥傯，歷盡崢嶸，還一直珍藏著老師50年前送給他的一張照片！師母手捧丈夫的照片，感動得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