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民的“總服務員”【7】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的杰出代表。青年時期，他懷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遠大理想，在南開經歷了中學和大學生活，是南開大學文科第一期學生。20世紀20年代旅歐期間，周恩來始終與嚴修、張伯苓等南開先賢保持通信聯系，與旅歐南開同學保持緊密聯絡，並積極推動留歐南開同學會的成立，曾被推選為南開同學會法國干事。新中國成立前，盡管時局動蕩，工作繁忙，周恩來始終積極參加母校的有關活動，如向南開師生發表“抗戰救國與南開精神”演講、觀看南開劇社演出、出席南開校友聚會、支持出版張伯苓教育言論集等等。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如既往地關心南開大學和南開師生，體現了他對教育事業、對知識分子的關懷。1949年10月1日，南開大學教授楊石先受邀出席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特地向毛主席介紹了楊石先，說“這是教育界的代表，南開大學負責人、老科學家楊石先同志”。毛主席緊緊握住楊石先的手說：“你在教育工作崗位上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勞動。”這件小事，讓南開師生深受感動，備受鼓舞。1950年春，張伯苓向周恩來表示，希望返回北方。周恩來不僅派專人到機場迎接，還指示政務院做好接待准備。張伯苓抵京后，周恩來立即前往問候，噓寒問暖，還動員張伯苓的在京舊友前來敘談，打消大家對張伯苓當過國民政府高官的顧慮。張伯苓十分感佩，曾對親友說：“我活了70多歲，與政府高級官員談話，還沒有一個人能像周恩來那樣推心置腹。”1951年，張伯苓去世后，周恩來親赴天津吊唁，中肯評價了張伯苓獻身教育的一生，深情地指出：“張校長辦教育這麼多年，確實是有貢獻的，咱們都是他的學生。”周恩來特別關心張伯苓遺屬的生活，1961年困難時期，他把自己的高干購物証和500元錢送給張伯苓夫人，並囑天津市政府多加關照，直到張夫人去世。五六十年代，周恩來多次接見楊石先、滕維藻等南開教師，叮囑楊石先處理好教學科研與行政事務的矛盾﹔他還自己掏錢在天津邀請一些老同學吃飯，席間，勉勵在天津圖書館和南開大學圖書館工作的黃鈺生、馮文潛做好工作、保存好文獻資料，鼓勵嚴氏后人嚴仁曾編寫《嚴修年譜》。“文革”期間，南開園遭受劫難，教師干部受到嚴重沖擊，周恩來特意囑托天津市委書記，稱“南開大學楊石先這些同志是搞科學研究的，要關心保護他們”。在生命的最后歲月，周恩來仍牽挂南開師生。1975年1月，他抱病接見參加第四屆全國人大的天津代表。周恩來對楊石先說：“我的病已經大有好轉，基本控制住了。回校后，代我向南開大學的同志們問好，將來有機會我還會到南開看望大家的。”這是周恩來留給母校的最后一句話。

周恩來豁達大度，有著解放全人類的廣闊胸懷。他主張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批評一些人對黨外人士另眼看待，指出，黨團員總是少數，“少數人自己畫個圈子把自己圈起來，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就叫‘畫地為牢’”。

周恩來對人向來是尊重的，從他內心自然地流露出對別人的尊重與平等。他認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搞特殊化是低級趣味，干部被人看成是凌駕於人民群眾之上的官老爺，這是一種恥辱。“文化大革命”那麼多人被批斗，錯誤地對劉少奇口誅筆伐，但周恩來從來沒有說過不得體的話。他對工作人員說，即使有錯誤也要注意從政治上去批評，不能侮辱人格。20世紀60年代初，日本女排獨霸世界排壇。周恩來認為與訓練得法有關，就把日本女排教練請來幫助訓練。這個日本教練很嚴厲，如果哪個女隊員的動作達不到要求，他有時會動手打人。因為他是周恩來請來的客人，事情就傳到周恩來的耳朵裡。周恩來就親自去看女排訓練。看完以后，就對日本教練說：“訓練中，對我們的姑娘們怎麼嚴格要求都可以，‘嚴師出高徒’麼。但是有一點，不能動手打我們的姑娘。在日本你們可以這麼做，但在中國不行。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呀，我們的制度不容許打人。”

周恩來作風民主，樂於聽取不同的意見。他說，隻有聽取不同意見，才能使你及早發現問題和執行中的困難，使你的工作計劃和方案更加周到全面。“總理”這個職務對他來講，就是意味著責任和服務，意味著為人民的幸福努力工作，絲毫沒有高人一等的含義。對周圍的同志，不論其職位高低，總是以平等態度相處，同他們談問題，鼓勵他們談看法，提意見。秘書呈送請示文件，或口頭請示時，他經常要問：“你怎麼看？你有什麼意見？”他研究討論問題，不僅要有關單位的領導同志講意見，也要一般同志講意見，既聽取多數意見，也很注意聽取少數同志，甚至個別同志的意見。他常說：要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多聽不同意見和少數人的意見沒有壞處，相反可以和多數人的意見進行比較，互相補充，這樣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有一位同志長期搞水利工作，對許多問題有獨到的見解，也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周恩來很尊重他，在開會談重大水利問題時，經常要找他參加，征求他的意見。為了研究長江修建葛洲壩工程問題，周恩來又把這位同志請來了。經過反復討論對比各種方案，多數同志的意見趨向一致。但是，這位同志在有的地方還保留自己的意見。周恩來說：“不同意見你可以保留，但決定之后，要積極配合做好工作。”盡管這樣，總理仍要這位同志把意見寫成書面材料，連同大家同意的報告一起報送黨中央、毛主席。

周恩來情系人民的高尚品德，贏得了廣大黨內外人士的稱贊。彭真說：“周總理政治水平高，工作能力強，民主作風好，識多、見廣，又經常注意聽取群眾意見，黨內外高級干部有問題，都願意找他請教、找他解決，是我們黨一位杰出領導人，是一位好總理啊！”陳叔通深情地說：“周恩來對人是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禮待人，工作做到家了。”張治中深有感慨地說：“是毛主席、周總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喚醒了我的靈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銘心地感謝共產黨，永世不忘呢？”張學良說：“我在中國人裡佩服幾個人，周恩來是第一個，我是非常地佩服他。”宗教界著名人士吳耀宗說：“周恩來是中國人民尊嚴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無不感到一種偉大和平凡渾然融成一體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夠代表共產黨人的一切最優秀的品質。”趙朴初滿懷激情地說：“周總理值得懷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喪三年，留在人們心中的對周總理的懷念是終身的。”孫起孟說：“周總理把共產黨的領導工作導入了化境，使人心悅誠服地接受領導而又毫無高低之感。”

1973年6月，已重病纏身的周恩來陪同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和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革命聖地延安。周恩來一下飛機，就激動而深情地說：“我又回到老家了！”在延安，周恩來特地請來當年大生產運動的勞動模范楊步浩，親切握手，問長問短。當楊步浩說“黨中央對我們延安很關心”時，周恩來立刻說：“我們對你們關心還不夠，是延安的土地、延安的水哺育了我們，哺育了中國革命的成功。”在楊家嶺，他很想見一見當年的鄰居楊大嫂，卻見家家戶戶緊關大門。經再三追問，大隊黨支部書記才說了實話：“鄉親們連一件像樣的衣服也沒有，說是叫外賓看見了會丟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臉，不如白天躲出去，晚上再回家。”周恩來一聽，淚水奪眶而出，這是多麼淳朴的老區人民啊！這位黨支部書記難過地低下頭，說：“總理啊，我們這些當干部的，沒有搞好生產，辜負了您的希望。”周恩來一聽，連忙用手勢止住他，沉重地說：“我們國家建設這麼多年，老根據地的人民還過著這麼貧困的日子，我作為一個人民哺育的戰士，一個國家的總理，對不住延安鄉親們啊！”說到這裡，他再次難過地流下了淚水。周恩來送走越南貴賓后，又專門留下中共延安地委和專署的幾位領導，詳細詢問延安的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語重心長地說：“延安人民支援我們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我們有責任把延安建設得更好。”地委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努力奮斗，“三年改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周恩來告別楊家嶺時，握著地委書記的手說：“你們要說到做到，把糧食生產搞上去，把群眾生活安排好，到那時，我一定會再回延安的！”然而，遺憾的是，從此周恩來再也沒有回過延安。

1975年2月，周恩來的病情已相當嚴重了。一天，他剛做完手術，還沒有下手術台，就把醫院負責人李冰叫到跟前，用細微的聲音吃力地說：“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的情況，你知道不知道？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李冰一聽，愣了。她萬萬沒有想到，正在同癌症作斗爭的總理，一點也沒有想到自己，惦念的卻是萬裡之外的廣大礦工啊！她強忍住眼淚，急忙走出手術室，站在走廊裡，大顆大顆的淚珠流下面頰。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病情繼續惡化，氣息已變得十分微弱，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醫療組成員、護理人員等晝夜守護在病房，隨時准備搶救。深夜11時，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蘇醒。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所有在場的人，再也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和痛苦，默默地轉過身，任淚水滾滾流下。誰知道，這就是周恩來留下的最后幾句話！10小時以后，他就永遠閉上了雙眼。

他走了，他沒有帶走人民的一草一木，兩手空空地走了。他沒有遺產，他把平時節省下來的薪金，作為黨費交給了黨﹔他沒有子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所有炎黃子孫的后代﹔他沒有墳墓，沒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千山萬水。他似乎什麼也沒留下，但是，他擁有中國，擁有幾億兒孫！詩人臧克家說：“你會覺得心的太陽到處向你照耀，當你以自己的心去溫暖別人。”“我以為周總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很少想到自己，處處時時關心別人。”“他的遺愛像陽光，普照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