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画传》

　　1936年暑假，为便于地下活动，任仲夷化名任所之，搬出中国大学校外住进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西座二楼。公寓里租住的都是在北平读书的外地学生，任仲夷闲暇时常坐在长廊栏杆边拉二胡。有6个女学生住在公寓东座一楼，与他隔院相对，常被他的琴声吸引。她们喜欢唱《毕业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唱得最多的是《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她们哀怨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任仲夷。他了解到，她们都是东北大学学生，从关外流亡到关内读书。他注意到，其中有个叫王杰（王玄曾用名）的姑娘比较突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活泼而不失沉稳。他对她产生了好感。

　　1962年 11月下旬，任仲夷到广州开会，看到广州文化公园的花卉展繁花似锦，彩灯璀璨，人如潮涌。他心想，广州搞花展、花市，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而哈尔滨冬天除了冰就是雪，老百姓习惯成天待在家里“猫冬”。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群众物资生活匮乏，精神生活极其单调，公园没人去，成了“半年闲”。用什么方式才能在寒冬里搞出“文化公园”来呢？我们做领导的，有什么办法使群众走出户外活动，振作起精神呢？回哈尔滨后， 1963年春节来临时，他仍未能破解这一难题，哈尔滨人还按“猫冬”方式过了一个枯燥无味的年。 1963年 2月 1日，任仲夷和市长吕其恩到香坊区视察一个农贸市场。他走出市场时，蓦然 发现路边一户人家门前有两点微弱亮光，原来一位老太太蹲在路边，面前摆着两个用“喂得罗”（上粗下细的水桶）制成的空心冰坨，中间插了根点燃的蜡烛。这种土制冰灯历史上叫“穷棒子灯”，是过去松花江流域一带农夫或渔民使用的一种简易省钱的照明方法。有些穷人在元宵夜买不起灯笼，就做这种冰冻灯罩摆在门前寻乐，如今民间已很少有人制作它了。 一瞬间，任仲夷心头一亮：冰灯，不就是哈尔滨的特产吗？哈尔滨没有广州的鲜花，但寒冷的冬天给哈尔滨带来的是广州所没有的冰雪，为什么不利用严寒搞冰灯展呢？

　　任仲夷毫无畏惧，坚决投入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他认为“两个凡是”不彻底否定，必然在思想上束缚亿万人民，使党和国家继续陷于“文革”错误中；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历史继续倒退。 早在 1977年 7月，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任仲夷就响应邓小平在同月提出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矛头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是地方大员中最早对这一观点的积极响应者与论述者。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到“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并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时间早于真理标准公开讨论将近一年。可惜他这篇讲话未在报刊发表，因而未引起理论界、新闻界的注意，产生的 影响有限。

　　从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任仲夷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会上，与会者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某理论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的当天晚上，某理论权威打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该文章称，《实践》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政治上问题更大，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该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可说是“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反击。 在《实践》等文章发表后，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以及大扣什么“思想反动”“方向性错误”“分裂党中央”“矛头针对毛主席”“砍旗”等帽子外，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驳文章来。此人的一个“电话内容”，竟然郑重其事地登载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上，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 在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首先指出“这篇东西确实代表了某些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

　　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任仲夷以极大精力抓紧平反“四人帮”及其死党在辽宁省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从组织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8年 10月 14日，任仲夷在辽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声讨林彪、“四人帮”及其亲信死党在辽宁的罪行：“砸烂了从东北局、省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机关，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大搞划线站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当了国民党兵’；在清队中，大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全省仅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就有 1200多起，加上个人的冤假错案，牵连到 10万多人，死了 2万多人,把全省 11万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撵到农村，连老弱病残者也不例外,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要统统推倒，所有的冤假错案都要彻底平反昭雪。 ” 由于任仲夷和辽宁省委多数领导人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视，辽宁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相当迅速。

　　当时中央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也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业务活动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广东的城市一下子由门庭若市变为冷冷清清。这时有人私下劝任仲夷：“都什么时候啦，你还讲改革开放，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任仲夷却说：“中央也没有不让讲啊。 ” 任仲夷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向全省传达贯彻中央关于两省座谈会精神。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严重打击广东干部群众改革开放的热情。会上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是清白的。有的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他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 回广东前，任仲夷问胡耀邦：“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

　　美丽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耸立在白鹅潭北岸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广州市的标志性建筑，由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于 1979年起开始投资兴建。它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我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五星级宾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营业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第一家在酒店 内实行与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其成员的酒店，等等。它被香港媒体称为“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 然而，当年建白天鹅宾馆所遇到的阻力，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宾馆需要近 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更烦心的是，白天鹅宾馆的楼顶因战备需要竟然架起了高射炮。霍英东愣住了，放个炮摆在这里，谁还敢在这里睡觉？他只好请叶剑英出面干预，高射炮阵地才撤走。他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女迎送员在宾馆门前穿着旗袍迎宾也说是“封资修”，日本餐厅迎送员穿和服更说是“把赶出去的日本鬼子又带进来，你们搞卖国！”霍英东慨叹：“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 ”

　　任仲夷始终怀揣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总在考虑人民群众如何在经济上更快地富裕起来，在政治上更好地当家作主、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他从政 70年，从不居 功自傲，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从不为自己的待遇向组织提要求，即使对制度内的待遇也一让再让，坚守克己奉公。 任仲夷在广州住的那所房子，一直是历届省委负责人居住的，几十年来一直这么住着，谁也没提出过改动。任仲夷调到广东后，了解到省委机关住房比较紧张。尽管自己祖孙三代同住在一起也不算宽敞，但在 1985年临退下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前，主动要求把房子和院子改动一下，让出一半来。省委机关管房子的干部劝他不必改了，机关可以另想办法解决。但他一再坚持，房子还是被隔成两套住宅，他只住其中一套，另一套让了出去。 机关管房子的干部感慨地说：“一般来说，随着职务的提升，领导的住房都是越住越大，只有任书记住的房子越来越小，特别是在退下来之前，不但不多要房 子，还主动退房子，真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