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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首先，通过俄国十月革命，青年毛泽东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其次，通过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武装割据，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次，到苏区建设时，毛泽东提出了以群众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谭献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从实际出发制定策略。秋收起义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走自己道路的主张。他认为既然国共合作已不存在，中共就没有必要树立国民党的旗帜，为了更好地领导革命获得民众的支持，必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和在革命基础好的地方进行局部暴动，不能冒险做无谓的牺牲。（蒋伯英：《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关于秋收起义若干重大问题的分歧与争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3 期。）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根据主客观形势，再次改变了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红军自身建设方面，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在革命道路上，由“工农武装割据”转向“农村包围城市”。（蒋伯英：《古田会议前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石仲泉认为，1932年毛泽东亲临指挥的漳州战役，对周恩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攻打赣州受挫与攻取漳州胜利，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敬佩。从某种意义上说，漳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影响了两位伟人一生的合作关系。（石仲泉：《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对于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这个问题，廖心文认为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前后历经十年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为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研究——兼谈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是怎样确立的》，《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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