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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济工作，毛泽东还提出过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构想，包括扩大民主生活、改革党内领导制度等。（刘建武：《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比如，他改革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设党的副主席、总书记职位，设想建立“科学中央”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这些探索并未很好地坚持下去，但其努力的方向为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导。（王钦双：《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思考与实践》，《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毛泽东一直重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强调党委负责制，要求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作用，但是，他本人执行得并不好。（谢撼澜：《毛泽东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探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比如，他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上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分歧时，仍然一意孤行。（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这说明，毛泽东本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反差问题。蒋积伟认为，如果毛泽东能够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伟大的探索路径走下去，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放弃，走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在探索中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严重后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泽东“继续过渡”的诉求使其在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动摇，是一个重要因素。（蒋积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反差原因新探》，《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费虹寰通过考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发现其本质是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费虹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抗战时期，毛泽东曾一度提出文字改革的方案，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给予了支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对文字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推动了文字改革的顺利进行。（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受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影响，中医药曾一度受轻视和排斥，但是，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进行了纠正，他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认为中医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提出要中西医结合，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并要求整理中医典籍。（李洪河：《毛泽东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在文化发展方面，更主要的是，毛泽东用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结合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通”和“应用”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民族化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说明，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此外，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就辩证统一规律、真理发展规律等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袁辉初、彭辉艳：《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针对有人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谣言，中央档案馆曾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保管工作的齐得平撰文介绍了他受命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情况，用历史事实批驳了以上谣言。（齐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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