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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毛泽东重视发展实力轻视抗日。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并非如此。比如，颇受争议的平型关战役，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打的，认为此战役违背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没有根据的。（黄允升：《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役》，《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再如，毛泽东一直重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他多次对东北抗联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抗联领导人，不断总结东北抗联的斗争经验，并在与东北抗联失去联系时做了妥善部署。而东北抗联及其领导人也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学习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把毛泽东思想同抗日实践结合起来。（尚金州：《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毛泽东总是根据变化的形势调整决策，在后来指挥淮海战役中，也有充分体现。（于化庭：《毛泽东在指导淮海战役期间的重大决策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６期。）占善钦认为，毛泽东对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尽管前后表述有些不同，但概括起来说，这“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其中，解放区人民运动的标志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蒋管区人民运动的标志是学生运动。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的论断，对指导全党认清解放战争期间的复杂形势，引导和推动解放战争走向胜利有着重要意义。（占善钦：《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两条战线”问题的论断解析》，《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的经济工作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决心要学会的“经济工作”并不是很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曲折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从最初“走苏联的路”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从“超英赶美”到“两步走”，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一直在试图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和方案。（刘洪森、田克勤：《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赶超战略探析》，《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大跃进”时期，对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留有余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思绪脉络。“大跃进”反复直到结束阶段，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全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水平的战略高度，体现出他在认识上的更上层楼；“大跃进”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不断地讲“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建设规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王香平：《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几点分析》，《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尽管毛泽东在经济上的抉择有失误，但是，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经济努力，是为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曾强调，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不断增加物质利益是党的根本任务。（张积毅：《“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关于为人民谋利益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的关系等，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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