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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心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对各地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比如，对西藏，毛泽东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949年，在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以后，尽管毛泽东适时地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但是他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做出的，其复杂过程蕴含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军事韬略。（杜玉芳：《不战而进：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出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后来，在决策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步骤和政策，提出了“赎买”、“六年不改”、“稳定发展”的方针。（宋月红：《毛泽东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认识与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大致说来，1949年至1955年, 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至1976 年, 毛泽东、周恩来更多地考虑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其中从1958 年开始, 加强了防止台湾分裂工作，为此在国际上始终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熊华源、单劲松：《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新中国成立后，“不熟习的东西”迅速摆在中共的面前。（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其中，如何从国家的立场上，与外国发生关系，成了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譬如，在处理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上，早在抗战胜利时，中共原本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美国对国民党的热衷和对中共的冷淡，与斯大林对中共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这最终使得毛泽东决心同苏联建立政治联盟，推行“一边倒”的中国外交战略。（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毛泽东曾一度拒绝出兵朝鲜，而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才改变初衷。（沈志华：《俄国档案解密毛泽东曾拒绝派出志愿军援助朝鲜》，《兰台世界》2009年第2期。）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的谈话和所作的外交报告来看，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进行了种种努力，比如与印度建交、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等。这些做法对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廖心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打破西方封锁、包围的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
为了更好地巩固中苏联盟，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经毛泽东的提议中苏发表了共同宣言，推动中苏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随着此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苏关系出现裂缝并由结盟走向恶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及时调整了外交策略，同苏联进行了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提出了“三个世界”、“一条战线”等新的国际战略思想。从争取亚非国家到“联美抗苏”，再到巩固与美日关系、发展与东盟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廖心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中苏联盟的最终破裂是一种必然。在这一同盟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斯大林并未彼此完全信任，而是在不断相互退让，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双方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更多的是时局的无奈选择。（沈志华：《无奈的选择: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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