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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二大”的地点是在上海还是广州？中共中央最初并未确定下来。但已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举行“二大”。1922 年5 月上旬，上述两个大会相继在广州举行，党组织派陈独秀和张国焘指导这两个大会，并考察广州的政治环境，评估国共合作的前景，然后再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后由于陈炯明叛变革命，广州政治形势相当复杂，中共二大还是选择在上海召开，会址依然选在法租界，会议更加注意保密和会场安全防范。具体地点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现为老成都北路7 弄30 号），即“李公馆”所在地——中共党员、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1922年7 月16 日中共二大召开时，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12 名党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国的时局及对策。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８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三大”前夕，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要求，党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广州，“三大”会址自然也迁移到了广州。为此，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及马林等提前来广州进行筹备工作。具体工作由广东区的谭平山、阮啸仙、刘尔裕、罗绮园等负责。他们临时租用了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作为会场。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墙壁灰白，显得很脏很旧。会议室当中摆放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形台子，西面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都是小方凳。会址在恤孤院路的西侧( 原东山恤孤院后街31 号，现恤孤院路3 号)，从庙前街到恤孤院路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到开会地点，才转为平路。会址四周比较空旷，北边有“逵园”，是华侨女青年读书的地方；南边走一段路就是“春园”；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东边是“简园”。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人吃住在“春园”，其他代表吃住在会址楼上。
1923 年9 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中共四大本应在1924 年举行。可是，1924 年是中共成立后最繁忙的一年，国共正式开始合作，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冯玉祥倒戈，工人与农民运动高涨，等等，如期召开确有困难，不得不一再推迟。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与政策，1925 年1 月11 日至22 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址选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 弄28 支弄8 号处）。这是一幢
三层楼石库门房子，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以此作为掩护。三楼房间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这次的会址是委托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找来的，当时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是作为中央工农部工作人员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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