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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作为上海市静安区现存的52 处革命遗址之一，它从规划、保护到重新开发， 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细心的人们路经延中绿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时， 会发现延安中路高架路在这里有个细微的转弯。当年造高架时，有关部门考虑到“二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连延安高架道路建设时也特地为会址让道。从展馆的旧址模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4 排，“二大”旧址位于深巷中的第2 排，现在却成了沿街楼房。原来，为了保护“二大”原址，高架拆迁方案实施到“二大”原址所处的一排石库门建筑时便戛然而止。1999 年，为配合延中绿地一期工程建设，静安区动迁了这一地块上的670 户居民，并把这片保护性建筑保留下来。
中共三大会址房屋毁于1938 年10 月侵华日军飞机对广州的轰炸中。大会在当时广州东山举行，但会址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史籍和档案均无记载，一度成谜。其实，之所以选在东山召开，是因为当时这里地处郊区，偏僻幽静，周围是荷池、鱼塘、蕉林、菜地，人烟稀少，有利于保密。为了弄清确切会址，1972 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以黎显衡、汪杰等5 人组成的会址调查小组。10 月13 日，年逾七旬、尚健在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请到了广州，调查小组陪同徐老在东山步行寻访了几天，走遍了可能性较大的新河浦路、瓦窑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许多大街小巷，又和当地一些老居民进行多次座谈，了解街道环境和房舍变迁情况。终于，大家认为，恤孤院路一带的旧式建筑可能性较大。于是，他们又请徐老去实地考察，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只见楼顶正面有“1922”的字样，徐老精神一振——这幢洋楼隔着瓦窑街正对的就是会址，因会议期间，他天天看到这个“1922”（逵园），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参会代表大多来自外省，都把它作为认路的路标。从这里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 号，便是在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后来，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 号——毛泽东当时经常与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的简园。于是，这三座建筑（相距仅数百米）成为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座标地址被确认后，在广东人民的呼吁下，修复、保护大会遗址的工作被摆上日程，各级领导对此都高度重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部门组织力量，从2006 年3 月份正式动工，经过100 多天的筹备、修缮和布展，中共三大遗址在建党85 周年之际正式对公众开放。
解放后，中共四大会议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从1958 年10 月到1961 年7 月，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会议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 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由于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会议遗址仍下落不明。许多当事人相继去世，使遗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时任中宣部秘书， 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郑在《郑超麟回忆录》中都回忆了“四大”的经过：“ 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住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1984 年，夏顺奎接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辨认，由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应云龙、陆仁福陪同寻找当年的会址。按照郑的回忆，他们一起从川公路进去，一直走到铁路轨道边，再沿着轨道往北走了不远，在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停下来，郑超麟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即今东宝兴路254 弄28 支弄8 号处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并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应云龙等人指着印度锡克教堂（经查，始建于20 世纪初期，俗称印度庙），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还兴致勃勃地请夏顺奎在现场给他拍照留念，又到多伦路10 号——应云龙的住所座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光景。在座谈中，郑说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的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前往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路线印象比较深。那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乘电车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会场。这幢房子的三楼作为代表的宿舍，二楼是会场，一楼客堂是空的。进出均走后门。每天会议结束后，除了代表们从原路回去以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分散走，这三条路线他都走过。会议闭幕后，郑又多次到过这里。经实地勘察，确认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 弄28 支弄8 号处为“四大”会址遗址。由于原址房屋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虹口区于2006年在多伦路215 号建立起了“四大”史料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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