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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中共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按照既定安排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五大”。之所以把会址选在武汉是因为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足，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这样，党中央、团中央机关都决定迁到武汉。在1927 年4 月下旬陈独秀等到武汉后，湖北的一些中央委员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开始正常举行中共中央会议。中共五大是秘密召开的，一是为了避免加重武汉政府“赤化”的色彩，二是为了防备反动派袭击。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召开“五大”也起到了一种烟幕作用，因为第二天所有代表都进行了转移。此后，会场就移到汉口靠近郊外的黄陂会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次会议，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 年3 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4 月2 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让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从1928年4 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 多位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 年6 月18 日至7 月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五一村附近的“银色别墅”秘密召开。从筹备、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线、会议的地点等，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1934 年，中国革命风云突变，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最后经遵义会议走上北进的道路，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1937年12 月2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的问题。1939 年底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反共高潮，随后日伪军又加紧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使中共中央筹备“七大”的工作受到影响，会期不得不向后推延。1940 年3 月下旬，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共产国际派来代表准备出席“七大”并了解情况，师哲也随同抵达。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任弼时负责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任弼时对会址选择进行了精心勘察，经过比较，三易其址，会场最后确定在延安的杨家岭。随着各根据地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于是党中央在杨家岭修建了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在当时可称作“宏伟建筑”的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依山矗立，占地1056 平方米，是由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设计、中央机关同志自己动手修建的。礼堂设计风格为中西合璧，具体表现在礼堂的整个外部轮廓和东厅门的一根石柱上。这根石柱系一块整石雕琢而成，按照希腊建筑艺术设计制作，被称为希腊多列斯柱式。其内部为穹窿式的陕北窑洞石拱结构。这种设计，使得礼堂内没有木梁和木柱，内部视野开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设计都是科学和先进的。1945 年4 月23 日至6 月11 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共七大在这里召开。建国后我国定都于北京，党中央机构也迁往北京，我党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自然都在北京召开，到目前为止，除八大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之外，其余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政协礼堂于1954 年经周总理指示开始筹建，于1956 年竣工，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的多功能政治活动场所。中共八大于1956 年9 月15 日至27 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
从中共九大开始至十七大，会址都在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场所，同时也是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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