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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总是同一定的地点联系在一起。岁月无声。尽管历史尘封了记忆，但当我们蓦然回首时，那曾经群英汇聚、承载荣光的一个个圣地，却再次把我们拉回到那惊心动魄、回环多变的历史中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选定缘由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
中共一大之所以选址上海有着多方面的考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党代会的召开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1920 年5 月，维经斯基携带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维经斯基利用共产国际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沪成功展开工作，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1920 年6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应当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只有５名成员：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之后，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袁振英、林伯渠、李中、周佛海等人相继加入。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这反映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开放性与移民性特点。1921 年５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Wen-Hsin Yeh）认为，直到1922 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运作。尽管巡捕房始终未曾放松对共产党的监控，但与中国其他地区严酷的政治环境相比，上海法租界仍然是个较为开放、自由、讲究法治理念、能“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1921 年10月陈独秀曾被法租界拘捕，最后判决亦不过是罚洋100 元，驱逐出法租界了事即是明证。
1921 年7 月23 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今兴业路76 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尽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险还是时时存在，7 月30 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而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 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 会址， 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 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便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但是“一大”却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内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人提出杭州过于繁华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中共一大会议后期，由上海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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