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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认为，研究中共党史的根本目的在于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直接为党的建设和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正确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思想理论方面给党造成的危害时，深刻指出：“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1]蔡和森的这一思想，当时在全党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对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和森通过总结党从一大到五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感触颇深地提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造党的组织。由于我党在一大制定的纲领中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以，党的八年历程中，不断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习气的影响。大革命后期，又受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我党未能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作出深入的理论阐述，使得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的“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内讨论，有无选举制度”。由此使党的“指导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很不良”，“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挥其创造能力”，“铁的纪律成为威压党员的刑具”。对此，蔡和森同志向全党积极呼吁，“党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前提下，“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党内事情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2]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部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蔡和森在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主张共产党要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他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要“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3]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蔡和森进一步总结了党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平衡性”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前提，他提出游击战争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在组织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逐步创立红军，创建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开创农村武装割据局面。[4]蔡和森的这一理论先于并接近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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