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和森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了正确的评价，最早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的一生是短暂的，享年仅36岁，他最早提倡和研究中共党史，直至1931年牺牲前夕，从未放弃和间断过。他对从1921年党创立到1930年这段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进行了正确的评价，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最早形成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蔡和森对党从1921年到1930年的历史，基本评价是正确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不少争论的问题。如何看待党的发展史，如何看待党的成绩与错误，就是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蔡和森根据党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列举大量事实，有力驳斥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全盘否定党的历史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历史功绩。针对党内一部分人关于“最初的党只知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存在着“工团主义”的倾向，以及系统的机会主义在三大就已经形成等不切实地夸大党的错误的观点，[12]蔡和森同志对党领导的初期劳动运动、党的三大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客观地估计了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他指出：“在党的初期劳动运动中始终未形成一种所谓工团主义”，1932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严重的政治争斗”。他还分析了1921年党创建后，力量比较弱小，工人阶级刚刚展开革命斗争，需要从组织上思想上得到发展与提高的历史特点，认为当时“注重工人经济争斗，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这完全是对的”。[13]蔡和森不赞成系统的机会主义在三大就已经形成的观点，他对三大制定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充分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他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否认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一派“主张加入国民党”，一派“反对加入国民党”，由此产生了机会主义的说法，认为“事实不完全如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从西湖会议以后，经过坚决地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即如何加入的问题。根据这一事实，蔡和森进一步提出，三大在讨论如何加入国民党时，虽然出现了“左”的和右的倾向，“两种倾向都是错误都是很幼稚的”，但“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而三大以后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也说明党在三大时的政策和以后的政策，“的确是正确的，的确能够动员群众，的确能够推动革命的发展。”[14]至于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蔡和森认为，“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二○事变前后起来的”，到八七会议即得到根本的纠正；八七会议的暴动策略是正确的，但产生了盲动主义。[15]
蔡和森还对地方党组织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论述。他提到北伐初期的情况时说：“中央和上海的书记罗孙农同志对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的自治运动的看法极为轻率，可是对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却很关心。总之，中央和上海的全体负责工作人员都支持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因此，在上海党的决定和决议里明显地看出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如‘上海工人无论如何不要跑到资产阶级的前面，要帮助它夺取政权，工人只能想资产阶级成立的民主政府要求保留罢工自由’。”[16]
蔡和森还客观地评说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精神状态，具体地列举了领导人所犯错误的表现。他说：“通过此案（指为反对马日事变实行武汉工人总罢工的决议）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罗廷）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为什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服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小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些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员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17]蔡和森生动而具体的描述，通过每个人在党的会议上的真实表现，说明当时右倾错误已“入人之深”，影响和主宰了党的整个领导机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