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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在探索研究方法上，也曾有过一些真知灼见，并且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党史论著中分析问题时的具体运用。他曾明确地提出：“要问究竟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23]这就指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在他对党在幼年时期的成绩与缺点作出分析时，首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蔡和森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从党的创建到1925年党的第二次中共扩大执委会之间党的历史，着重阐述了党的“二大”、西湖会议、“三大”、“四大”、“五卅运动”，充分肯定了“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的罢工直到政治的争斗”、并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站在民族革命的领导地位，“领导一般群众作为民族解放争斗”的历史功绩，并初步总结了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评价自己的历史，第一次实事求是地肯定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历史功绩。
蔡和森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主张采用联系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中共党史作全面周详的研究。他明确指出，研究党的历史，“不仅要明白其政治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24]基于这一思想，蔡和森对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我国的阶级状况、我国的革命斗争史都曾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1925年底，蔡和森在分析我国的社会状况时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在经济上“仍停留在农业经济里面，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旧的生产已经崩坏，”“土著的资本主义不能发展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市场或采取原料的场所；”在政治上，“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附属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尚未成功，”“无产阶级尚未十分壮大”。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25]又如在分析我国的阶级状况时，蔡和森在追溯了各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以来历次革命运动的态度后，明确地指出：买办阶级从来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只能参加革命，不能领导革命；小资产阶级也只能参加革命，不能领导革命；农民是很大的革命力量，但需要正确的引导；无产阶级是各种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6]再如在考察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运动时，蔡和森着重阐明了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地位。他说：“自有此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政治争斗遂开新纪元”，在此之前，中国民主革命为“旧阶段中之一般革命运动”，在此之后，中国民主革命即为“新阶段的革命运动。”他赞颂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在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史上及对于党的产生是有很重大的意义。[27]
蔡和森还坚持两分法，不因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犯了最为严重的错误甚至堕落成党的敌人而否认党的历史功绩。蔡和森指出，陈独秀曾把持和垄断了党中央的最高权力，致使党犯了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工人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才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认为，自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后，革命形势立即有迅猛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13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28]他还认为，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后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则更属不对。
蔡和森的党史著作充分体现和运用了史料征集方法。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既是一本早期的党史著作，也为我们今天进行党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资料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部党史著作中，最珍贵的史料是六至十节，即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到党的八七会议，大约三个多月时间的史料记载。虽然时间短，但篇幅很长。从内容上看，这段时间也正是党的机会主义恶性发展，给革命造成最严重危害的时期。此时，蔡和森刚刚从莫斯科回国，暂代周恩来为中央秘书长，常驻中央机关，这就使他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机密材料。他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材料是中央在这一段时间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及中央对一系列事件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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