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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首次对党的产生阶段作了划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分为两个阶段，从党成立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宣传时期，也是第一阶段；四大以后，党才逐步形成阶级与群众的党，这是第二阶段。今天看来，这种划法虽然不够科学，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仅看作是一个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是政党。但是，蔡和森首次对党的产生阶段进行划分，不能不说是党史研究的一种大胆尝试。
蔡和森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法，分析和叙述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宏观上来看，他认为，无条件的同意武汉方面的第二期北伐，是西北学说的第一步；党的五大通过鲍罗廷向帝国主义让步，限制与压迫工农运动的决议案是西北学说的第二步，向汪精卫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让步，满足小资产阶级上层即所谓工商业者、农村的小地主的经济要求是西北学说的第三步。党的五大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使西北学说的三大证词——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遂在实际上大功告成，而此两路总退让的大政方针，完全支配了一直到武汉失败的两个半月中最高指导机关的政治生活。从微观上，他以生动的描述具体地说明当时中央政治局内部犹豫、动摇、计无所出的情形。比如“和森深感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此通告及信发生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为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第二次扩大的常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是，鲁易指明提高反常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29]蔡和森通过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描述，充分说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后期，中央政治局政治上处于混乱状态这样使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西北学说“人入之深”，党内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不敢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斗争，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对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警惕，当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时，毫无精神准备，结果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令人痛心地丧失掉了。
综上所述，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全面地学习蔡和森在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正确阐述蔡和森在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无疑是党史学界一件必要的、有意义的工作。党史在党的幼年时代，党史亦是萌生期，当时，除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外，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蔡和森的党史著作是开创之作，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留下一些失之偏颇或不正确的言论。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也不能贬低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其史论和史料价值都是罕见其匹的，就其思想和理论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今天和今后研究中共党史都将具有指导和借鉴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6][7][8][9][12][13][14][15][19][23][24][25][26]《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107-108，79，146-147，1-2，9，72，136，811，137，73，137，138，102，2，10，17，10，12-17页。
[10][11][20]《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815，804页。
[16][17][18][21][22][27][28][29]《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37，37，34，37，31，38，40页。
（作者单位：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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