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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正确评价了共产国际代表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负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北伐出发后，我们在广东的势力并不劣于李济琛。老鲍……反而把广东巩固于李济琛的势力之下，帮助李济琛大大扩充省防军。本来是一个老虎，还要为他添一对翅甲！……为什么这样糊涂？因为他脑袋里有一种西北学说，认为广东不可为革命根据地。”[18]西北学说认为广东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为革命根据地，应拉孙中山到西北去才能与苏俄接近。他分析西北学说的内容，指出其实质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怖，归根结蒂还是一种利用军阀制军阀的老政策，是导致中央机会主义的重要根源。蔡和森以确凿的事实，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北伐以来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每一步发展都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密切的关系。
蔡和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招致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深重灾害。陈独秀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拒绝了党的一再挽救，最后滚进了托派的泥坑。但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影响，他又认为：陈独秀“是欧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主唱者，美国式‘科学’和‘民主主义’（《新青年》杂志的两个主要口号）的宣传者，哲学上，他是从美国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进到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他在“五四时期是起了不少的革命作用。”[19]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20]蔡和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反映了一个有作为的党的历史学工作者总结既往，立鉴未来的非凡素质和恪守党性的理论修养。
蔡和森对当时身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张国焘在二大后闹小组织的问题，公开作了评论，认为“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国焘问题在表面上是态度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纪律问题，不明白党员与党员的关系和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的关系，根本是反对纪律和集中制。”[21]这是入木三分的正确分析。
蔡和森还认为，党的五大后，中央政治局仍操纵在陈独秀的手里，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当时，虽有少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但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中央政治局陷入一片混乱。“鲍罗廷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尽管共产国际在1927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就农民土地问题、工农武装问题、惩办叛变分子问题以及对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的政策发出了紧急指示，可指示传到中国后，“老鲍不发国际来电，敷衍国际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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