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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通过阐述党的产生、发展过程和路线、方针等内容，全面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开创中共党史学奠定了最初的科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0经历了一系列英勇的斗争。蔡和森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地对党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综观蔡和森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记载了从党产生直到1930年近十年历史的许多重要内容。其中对一大至四大期间及大革命后期的记载是颇为充分、系统的，对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及重要会议、工人运动的组织、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党内政治生活、大革命后期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情形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他认为，“对于党的产生的历史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而不能“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产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经济的背景”。[5]蔡和森从我国的经济状况、阶级状况、政治状况等方面，具体考察了中国的国情，大胆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五个历史条件：一是中国产业的发展；二是自然地罢工运动；三是五四运动与上海罢工；四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组成；五是党的形成与初步工作。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指出，“党何以不在1914年欧战中产生呢？而在战后产生呢？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生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工厂总数目已由战前500余个发展到战后的1400余个，工人人数也由战前的近100万发展到200余万。 “工人阶级已形成工人阶级初步的组织”，“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特别是经过参加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这就“必须有政党的领导。”而这个政党必须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锋队。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从政治上准备了条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逐步打破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的幻想，打破对以前的政党，如进步党、研究系、国民党的幻想，逐步懂得了“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从而“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由散漫的抽象的而渐渐办报纸，组织小团体，实行和工人阶级接触而作工人运动”，开始从事建党活动的过程。由此，蔡和森极其精辟地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6]就是“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7]
蔡和森在系统地阐述党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他说：“一大时只有宣传与党纲的规定”，虽然“讨论过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出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但“没有从政治上去了解和分析，所以第一次大会对此问题没有决议”。他认为，到二大时“党即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提出“继续辛亥革命，联合各阶级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从而把党的政治主张“第一次贡献于全国人民之前。”在这里，蔡和森着重说明了二大队党的民主革命路线产生的重要作用。但他又提出：“怎样实行这一路线”，“第二次大会还没有决定”。因此，他对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它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民主革命路线的内容，是“很正确的政策”。对于四大，蔡和森则认为它的“政策都非常正确”，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又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即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派，扩大左派，攻打右派”，阻止“中派右倾”，并且使工人自己明白阶级的独立性。
蔡和森还对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党内所以会产生机会主义，主要是党的组织有问题，“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指导机关“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8]陈独秀本人也“对于革命动力的估量——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而忽视农民，对于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妥协，无产阶级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对于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观念——看不见土地革命的份量，看不见工农民主独裁而更没有看见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所以这些就确确实实形成了中国少数派的总路线，”也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9]但蔡和森并没有因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党的错误而否认党的历史功绩。他公正的评价中国共产党虽然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10]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足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11]正是蔡和森从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与策略、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分析批判陈独秀右倾主义路线等方面，以其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逐步形成、演变过程，为研究党的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同时也为中共党史学的创立和进行党史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确立了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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