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目标
施谷兰在手稿中写道，她要亲手刺杀孙传芳，当时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怎样接近孙传芳；二是从哪里得到一支得心应手的枪；三是母亲的安全问题和两个孩子日后的抚养问题。
后两个问题，对施谷兰来说相对容易解决。
当时想要买一把手枪，只要有钱就可以从日本租界的洋行里买到，“只是一个女人去买手枪，可能惹出麻烦，反而把事情弄糟了。”施谷兰并没有冲动行事。
正在为手枪之事发愁时，老天又帮了她一回。事有凑巧，施谷兰的八弟施则凡在南京读书，他有个同学叫朱其平，1934年这位同学路过天津，曾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施谷兰家里。
事前我并不知道，有一天十弟偶尔拿出这支手枪同我开玩笑，我看到这支手枪如获至宝，以后我就用这支手枪打死了孙传芳。事后，这支手枪当然被法院没收了，八弟施则凡还赔偿了朱其平枪弹费50多元。这就是这支枪来源的真实情况。
施谷兰之所以在手稿中特别强调了这支手枪的来历，是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言论说施谷兰是戴笠的“座上宾”，刺杀孙传芳的事情曾得到中统和军统的帮助，甚至还有人说施谷兰为此得了一笔款子。
对此，施谷兰在手稿的一开始就明确否认。
“奶奶刺杀孙传芳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独立策划的，和各方势力都没有任何关系。钱和武器都是自己筹备的。”施朝也确信无疑地说。
施谷兰牵肠挂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人的安置问题。
关于母亲的安全问题，我考虑到两个小弟都在日本读书，妹妹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则凡弟弟在南京工作，我如果在刺杀孙传芳的现场被人打死，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带着我那两个孩子。老人担不了这个惊吓。我决心到南京去一趟，同则凡弟弟商量商量，并且让他在必要的时候把娘接到南京去。
“大姑的母亲并不知道报仇的具体计划是什么，为了不让她着急，大姑也一直瞒着她。但是弟弟妹妹们年龄大一点的，是知道大姑的计划的，他们也都出谋献策。”沈渝丽说。
到了南京以后，她的弟弟施则凡听了姐姐的复仇计划后，表示报仇的事情应该由他这个男孩子来完成。
施谷兰不同意他的想法说：“父仇非报不可，中良哥（施谷兰的胞兄，体弱、性懦）既无报仇之心，这报仇的责任应该轮到我。如果我没有杀死孙传芳而牺牲了，那么这个报仇的责任就要落到你的身上。”
施则凡终于同意了施谷兰的计划。他们相约好，见到施谷兰的信，施则凡就速来天津把老母亲接到南京去。
剩下就是两个儿子的抚养问题。
施谷兰在遗嘱中写道，如果她自己出事，孩子们交给妹妹施纫兰抚养。
家人已安置好，枪支弹药也已到位，就差最难的那个问题：如何接近孙传芳。
好在，施谷兰已经在孙传芳的女儿孙家敏这里找到了切口。
在耀华中学附小开学典礼的那天，她把大儿子打扮得整整齐齐，带着他到了学校。
孩子在礼堂门口张望着，看见拐进来一辆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赶忙告诉母亲，那就是孙家敏常坐的车。
汽车直接开到了礼堂门前，一个中年妇女拉着孙家敏的手走了出来。看装扮，施谷兰判断那是孙家的保姆。
儿子高兴地喊着孙家敏的名字跑了过去，施谷兰趁这个机会迎上几步，看清楚了车身上挂着的汽车号码牌——1039。
开大会的时候，施谷兰有意坐在孙家敏身边的座位上。从孙家敏口中她得知，孙传芳夫妇最爱看电影和听戏，周六晚上经常带她一块儿去。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天津的各大戏院门口经常能见到施谷兰衣着华丽的身影。
她几乎是场场不漏，却每次都不到终场就退出戏院，在门口踱步，或者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车群里来回走动。
“那时候富人家看戏，往往是随来随走，一不小心就会漏过。大姑是报仇心切，不顾疲劳，经常守候到夜半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沈渝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施谷兰在那一年的中秋节见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中秋节那天，我发现1039号汽车停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的门口。电影散场的时候，我看到孙家敏从楼上下来，我跟着她一同走出了大门，看到一对男女带着孙家敏上了汽车，我才意识到那个男的就是孙传芳。他戴着黑墨镜，我狠狠地看了他几眼。
施谷兰这样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孙传芳的情景。
虽然只是看到了孙传芳，这次近距离的接触仍然让施谷兰彻夜失眠。她写下了一联五言对偶句：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随后，她蘸足墨，在“剑”和“翘”字下重重点了两个点。
从此以后，施谷兰改名施剑翘。她把两个儿子大利和二利的名字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两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正好是她的名字“剑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