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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国内形势看，新中国是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支撑、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国民经济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濒临破产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穷二白”的国家，特别是国防的基础——现代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中国需要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但捍卫和平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
从人民军队的情况看，解放军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特别善于以弱胜强的骁勇之师。但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与主要的敌对势力相比差距太大。朝鲜战争的实战表明，尽管可以用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弥补装备上的差距，但一要付出极大的生命代价，二也不能完全取代优良装备的作用。
面对严重的生存威胁，新中国不得不在很长时间里把“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国防军队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以此作为制定军事战略的依据。1956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国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在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在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而不是发动战略进攻的方针。但是这种防御，不应当是消极防御，而应当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7页。）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时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以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面临着较大威胁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其准备基点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主要战略方向是我国东南沿海（1969年以后是东北、华北），主要战争形态是全面反侵略战争和大规模局部战争，主要战争形式是人民战争，通过持久战，逐步消耗敌人优势力量，化被动为主动，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到战略反攻并取得胜利。
后来，随着世界格局和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新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有关提法进行过若干调整，比如1959年末到1963年表述为“北顶南放”，1964年到1971年表述为“诱敌深入”，1972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表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其实质仍是“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是包括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等多方面内涵的整体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防御作战。防御，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内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谋求霸权和扩张，不会主动进攻别人，不打第一枪。自卫，是面对外敌入侵，绝不会甘于就戮，更不会退让妥协，而是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后发制人，是一旦敌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时，就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运用一切资源和手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后发制人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本质。后发，就是要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夺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制人，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积极防御”的要义在“积极”，如果准备不好，那敌人一定会来，相反，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来的可能更大。以原子弹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都对中国进行过“核讹诈”，随着中国相继掌握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技术，就再没有谁明目张胆地对中国搞核讹诈了。冷战结束后，有人对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花费巨资进行国防建设非议很多，认为影响了经济建设，这是脱离时代背景的片面观点。从当时的情况看，正是因为中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积极准备反侵略战争，才阻止了可能性很大的外敌入侵。没有这种“积极防御”，那很可能被迫投入战争，更谈不上经济建设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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