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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报告也是搞情报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基础科研
擅长写调查报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把调查研究提到理论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再次遭遇蒋介石的突然袭击。显然，情报工作没能到位。
吸取教训，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外还有组织措施，组建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局长由毛泽东兼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职务中，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因为，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下属单位有中央社会部、军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包括所有中央级别的情报保卫部门，却又不限于情报保卫部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上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被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驮运到山西。晋绥社会部设有运输队，将报刊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有力地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前提，已经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
情报分析，有应对个别事件作出的具体判断，也有把握战略趋势作出的基础研究，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分为应用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一样。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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