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身符”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水无比金贵的林县，洗澡都是一种奢侈。
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
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顾不上擦干身子，湿漉漉地套上衣服，就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这时，高雷才告诉他，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回想起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他说，毛主席的话让他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工作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主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临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见到毛泽东，杨贵直言不讳地“放了一炮”。
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谈开始后，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旁边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杨贵还当面向毛泽东“抱怨”起来：“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不以为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这次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
但是在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解决了。
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干旱带着几分嘲弄地告诉林县人，林县的山河远没有如他们所愿地被重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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